在国际核秩序中，中国应当扮演何种角色？

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或许已使美国对其的期望值有所提升。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对自身应对包括核裁军挑战在内的地缘政治挑战的能力抱有更为谦逊的态度。

增长的限制。中国政府需要对全球近五分之一人口的福祉负责。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71位。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极大地制约了该国的经济实力。他们很希望美国的领导人能给予更多的谅解。

中国人口对其经济长期发展的制约促使中国共产党将军费开支占GDP比重大约保持在2%的水平，而该比重自1988年以来一直未变。相对较高的经济年增长率使得军费开支也逐年相应增加；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日趋成熟，增速放缓，其军费开支也很可能会随之减少。

义务而非奢求。中国领导人知道，参加国际核军控谈判并不需以达到一定的经济和军事发展水平为前提，而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条款所规定的义务。中国在1992年加入NPT后需履行的最重要的义务——暂时被允许保留核武的其他四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也必须履行该义务——即就“一个全面且彻底的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中国目前并没有在实现该承诺。其实所有的核武国都没有在实现该承诺。核武国最近的一次重大裁军举措即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成功谈判（该条约于1996年开放供各国签署）。中国至今仍然拒绝批准该条约。中国军控专家们说，中国政府正在等待美国先批准该条约——美国已经签署该条约，但是参议院尚未予以确认——这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应对核裁军挑战上无意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

这是十分遗憾的。中国的核武库规模相对较小且一直处在非警戒状态。中国在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后就宣布将实施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且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仍然致力于该政策。这些政策使中国有资格担当国际核军控领域的领导角色。

不领导即失败。中国领导人或许尚未意识到，他们应对核裁军的消极方式正在给中国的外交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华盛顿、东京以及其他国家首府的国防分析人士和决策者们怀疑，中国之所以不愿意在多边核裁军谈判中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是因为它正准备扩充其核武库、使其核武器进入高度警戒状态，或改变其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中国政府坚决拒绝谈论其核武的规模、构成与运作，从而助长了这些怀疑的滋生。中国核军控分析人士声称，保持沉默对中国有益，因为此举造成的不确定性将能使北京在不扩增核武规模或提升核武警戒级别的前提下就制止核攻击。事实或许如此。但是，无论这种诱使他国对中国核实力产生猜疑的做法会带来何种益处，其代价都是国际社会对北京真实意图与日俱增的担忧。

尽管中国需进行有诚意的裁军的义务与其发展程度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但是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却的确与国际社会对中国领导人野心的担忧日益加深相关。随着北京采取更为强有力的经济与军事手段，进一步争取其主权主张，中国与其邻国间长久以来的领土争端正在不断升温。承受此种压力的非核武国觉得自身受到了中国核武力量的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非核武邻国的忧虑是华盛顿对自身核武考量的重要因素。美国国防官员反对通过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的提议，也反对消除美国核武警戒状态或削减核武数量的提议，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担心这些政策变化将降低华盛顿对其亚洲盟国担保的公信度。无论中国的本意如何之好，其核武规模、构成与运作透明性的缺乏使得美国的核军控支持者更加难以克服官方的反对意见。

时代已变。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开国元勋之所以决定开发核武器，是因为他们相信当时的世界正深陷于革命斗争的阵痛中，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将一触即发。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却已不再如此看待国际局势。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写道：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相互依存且稳定的世界中，中国或许已不再需要核武。

在这样的世界中，中国的核武从某种意义上看将对其不利。尽管北京的领导人说，中国在这个新的多极世界中寻求国家权力与影响力更为公正的分配，但是许多美国的分析人士和官员却将中国为了取得此种平衡所做的努力视为旨在替代美国成为全球领袖的恶意之举。他们认为，中国为其主权主张辩护之行为已预示了该国强烈的野心。他们警告道，中国把拥有核武视为取得全球领导地位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个建议。倘若中国真的像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述的那样看待世界，北京就可为促成这样的世界的形成采取一些行动。行动之一即在国际核军控谈判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更为激进的行动则是决定进行单边裁军。

倘若中国有意愿裁军，那些怀疑中国是一个寻求地区和全球霸权的侵略国的观点将站不住脚，中国的国际声望将大幅提升，国际关系将获得重新平衡，国际社会对中国主权主张的看法也将改变。一个无核中国将更为有效地迫使其他核武国随之效仿；没有核武的中国也将最终获得华盛顿不首先使用核武的保证，而这正是中国一直想从中美战略稳定双边谈话中得到的。

对于中国而言，消灭核武或许会比保留、更新核武或使核武处于警戒状态更为有益。随着中国领导人在他们所谓的多极化、相互依存与合作的新时代中力图重新平衡国际关系，消灭中国的核武器实为值得严肃考虑的战略选项。

随着中国财富和力量的不断增长，北京在全球核秩序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自然而然地变得日益重要。但与此同时，核秩序本身却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二十年来，裁军谈判会议从未举行过任何有关核军控的严肃多边谈判；核扩散进一步加剧的威胁正在不断增加；核武器在一些核武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也变得日益显著。

中国可通过说服其他国家（尤其是朝鲜和巴基斯坦），使其变得更具合作意愿，从而为加强核秩序发挥关键作用。但这将要求北京改变其当前应对多边主义的自卫式的、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特征的方式。北京在保证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应当采取一种以促进全球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更为宽广的方式。

一种认识。核秩序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全都是由中国引起的。然而，北京却似乎尚未完全理解被削弱的不扩散制度将对中国的安全造成何种后果。确保核武器不扩散可使所有大国受益——换言之，不扩散符合这些大国的自身利益。但是，不扩散也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前苏联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才决定主动支持全球不扩散制度的建立，并与美国合作，共同加强该制度。但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却似乎尚未形成此种认识。

所有的国家都以促进自身利益为目标，这是不证自明的。多边主义是方法之一。与其他国家相比，大国有更多可用以促进自身利益的能力，但是它们通常明白，通过多边努力使自身利益符合共同利益是实现自身目标最为有效的方法。假使其他国家所关注的事务被予以适当重视，那么即使当“共同利益”使这些大国相比其他国家受益更多时，仍然可获得广泛支持。正因为如此，美国才在预防核武器的扩散上选择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多边主义道路。尽管该条约在利益分配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但是美国依然能够使其他国家确信，与条约不公正的本质相比，核武任意扩散之威胁是更为严峻的问题。诚然，美国为了实现其目标选择了一条远路，但是从长远看来，多边主义或许是最为轻松的道路。

中国将需要内化此种逻辑。尽管中国的力量有所增强，但是北京对规范性领导力之重要性的认知却尚未与其力量相匹配。中国仍然在以一种狭隘、自卫式的民族主义对待全球核秩序——换言之，中国仅将其力量用于捍卫自身利益，却没有在为自身谋利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全体成员谋利。只要中国的政策仅服务于其狭隘的自身利益，北京在全球核秩序中就会继续被怀疑的眼光审视，中国也将难以全面享受其力量所带来的益处。

具体的步骤。假使中国在三个领域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就可避免此种结局：首先，努力加强当前举步维艰的不扩散秩序；其次，促进裁军谈判会议上妥协的达成；第三，全力寻求应对诸如太空和网络威胁等新型国际安全风险的方法。

首先，北京可撤销其对朝鲜的保护。朝鲜的顽抗态度不仅威胁着不扩散制度，还危及中国自身的长期安全。中国曾犯过协助巴基斯坦这一核扩散国获得核武器的错误，致使印度重启其已关闭的核武项目。此举的最终后果对中国而言是负面的。

倘若中国纵容朝鲜，任其蔑视旨在消灭朝鲜核武项目的国际努力，那么就等于重蹈覆辙。虽然韩国和日本是平壤愤怒的主要对象，但是两国至今尚未以建造自身核武库作为回应。但两国却已向美国进一步靠拢，而这种更为紧密的联盟关系刺激着北京的神经。假使美国日益衰落，以致无法兑现其在该地区的安全承诺，那么首尔和东京就会有更多的开发确保自身安全的其他途径的动机，其中可能包括核武器的开发。

尽管想要朝鲜重回不扩散阵营或许为时已晚，但是倘若中国更为重视与支持旨在使平壤不采取过激行为的国际努力，就仍然可平息该地区的担忧。假使中国不再庇护平壤，并巩固关于朝鲜问题的国际共识，那么不仅不扩散制度可得以加强，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可得到提升。

在推动裁军谈判会议妥协和共识的达成，尤其是说服巴基斯坦继续进行谈判方面，中国还可更加有所作为。会议僵局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对《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是否只应当适用于未来生产的裂变材料还是也应当适用于现有的裂变材料莫衷一是。中国似乎支持前者，但只要北京有意愿，就一定能在两大对立派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如此一来，不仅《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可得到推动，停滞不前的裁军谈判会议也可发挥更多的潜在作用。

最后，中国可推动关于诸如太空和网络等（尤其是太空）日益突显的威胁的讨论。这些讨论目前陷于僵局。作为一个新兴的太空大国，中国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焦虑心理：这些国家担心，军控协议有可能使它们无法利用外太空，也担心不断升温的太空竞赛会对它们造成连带伤害。中国早些年的一些举动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从多个角度看，其2007年的反卫星导弹试验都实为轻率之举。尽管如此，太空领域仍然亟需国际领导力，而中国对此可做出巨大贡献。

当今核秩序的紊乱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其可在提升自身安全的同时又展现多边主义的规范性领导力。但是，北京若要把握住该机会，就必须首先接受一个简单的道理：减少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并不可能让中国变得更安全。

由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内经济显著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北京在全球与地区范围内的裁军与不扩散议程上所能做出贡献的期望值随之增加。这种高期望有时使得一些国家对中国现有的裁军和不扩散政策感到不满。的确，国际媒体时常在下述问题上对中国提出批评：北京与巴基斯坦在核领域的合作（《外交学人》）；某些中国商人私自将违禁品贩卖至伊朗（《新闻周刊》）；北京不情愿惩罚朝鲜的核挑衅行为（《纽约时报》）。批评人士认为，中国一直以来进行核扩散，甚至是全球不扩散努力的障碍。

但是，这些批评是有误导性且不客观的。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不扩散政策及其政策的实施方面都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诚然，几十年前的中国的确对不扩散机制抱有怀疑态度。如今的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主要的国际不扩散条约与机制，并在机制内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尽管北京迄今为止都未能获得“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成员国资格，但却声明其已遵照该制度的指导方针与控制清单行事。1997年，中国停止了向伊朗转让核反应堆和导弹技术，从而显示了其对不扩散与日俱增的认同。北京已调查了存在协助他国核项目嫌疑的中国组织与个人。此外，为了消除法律漏洞，从而让企图从事非法贸易活动的中国个人和私营企业无机可乘，北京已出台了新的法律和政策协调机制，旨在加强出口控制并处罚出口限制性货物的行为。

中国也积极投身于应对核扩散挑战的多边努力之中：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在伊朗核协议的漫长谈判过程中，北京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支持联合国关于伊朗和朝鲜核项目的决议；中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延期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中所做的努力不可或缺；中国在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核供应国集团的规范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尽管如此，中国在履行其不断增加的承诺方面仍有待改进之处。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仍然处在一场巨大变革之中，且在执行一切政府政策时（并不仅限于不扩散方面的政策）都会面临严峻挑战。若要全面实现国家的不扩散目标，就必须完善法律体系、机构设置与协调以及人力资源配置。此外，出口控制若要有效，就必须在大量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开展专业技能的培训。要做到这一切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中国为应对这些挑战已采取了一些行动，例如：与他国共同开设培训课程。

北京还可在其他方面加强其在不扩散领域发挥的作用。例如，在朝鲜半岛的核武和导弹扩散挑战（该问题对东北亚的稳定乃至中国自身的安全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上，北京可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

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当中国还是亚洲唯一的核武国时，北京就以自己的方式为实现不扩散的目标做出了贡献：不发出任何核威胁、不在他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不向他国提供核保护伞，并将对核攻击的威慑作为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目的。今天，鉴于中国周边已经变化了的地缘政治格局，也鉴于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北京比以往更为重视核不扩散。防止非核武国拥有核武器显然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利益，不扩散也应当继续在北京的政策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未来，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将在制定地区和全球规范方面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并很有可能在核裁军和不扩散方面成为一个积极、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