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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核武国早在几十年前就承诺"真诚"并"早日"追求核裁军,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对裁军速度感到越来越明显地挫败。举例来说,正有人呼吁确立禁止核武器的条约,从根本上使核武国成为不法分子。下面,来自墨西哥、印度和智利的作者将回答这个问题:假设非核武国确立了彻底禁止核武器的条约,核裁军前景将受到怎样的影响——以及可能如何执行这样的禁令?

Round 1

非核武国的力量?

字典对"radical"的定义中包括"提倡极端的措施来保留……事务的政治状态。"这个定义很好地描述了核武国的行为。这些国家依靠其核能力作为自己战略定位的关键,并践行核激进主义来确保它们有持续依靠核武器的能力。而另一方面,核理想主义者——虽然并非全部,不过理想主义者中包含许多非核武国——将核裁军视为紧迫的安全需要与重要的道德优先事项。激进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永远意见相左,实现《核不扩散条约》的裁军目标似乎已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两大阵营尽管向来局势紧张,却已合作制定了政治、技术机制来控制管理核技术。这一全球架构已为核不防扩散、核安全及安保、甚至减少核武器库存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它远远未能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也许,更糟糕的是,它严重限制了非核武国在全面核裁军谈判的"核现实政治"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关系向来完全不对称,以后也会继续如此。

非核武国可能在 1995 年丧失了纠正这种不对称问题的最佳时机。当时正是《核不扩散条约》(NPT)无限期延长的时候——事实上,该条约的延长是围绕 1995 年 NPT 审议大会谈判的唯一一个最重要的元素。非核武国有优势,完全可以利用这点来迫使改善条约中要求各国真诚及早日追求核裁军谈判的第六条,但第六条却并未更改——跟以前一样存有缺陷。于是,非核武国回首 1995 年时,有了遗憾的理由。

既然当时并未利用自身优势,非核武国还能否在核裁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们能否有意义地推动核武国裁军——甚至强迫其裁军?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非核武国对已建立的核裁军渠道的耐心越来越少。一个例子是,马绍尔群岛今年在国际法院控告核武国核裁军失败。这起控诉的问题是,即使法院做出利于马绍尔群岛的裁决,也无法执行判决。而且即使对核激进主义者施加某种形式的制裁,它们也可能认为制裁跟核裁军进程毫不相关。

我们需要的不是合法行为,而是政治行动。只有通过政治,非核武国才能有望纠正它们与核武国之间关系不对称的特点。

对付这种不对称的一个方式,可能是建立全球无核武器区。非洲、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蒙古、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大片地区都已被无核武器区覆盖。如果这些区域联合起来,并鼓励建立其他新区域,将形成一个新的非常大的政治集团,即使这个集团不能强迫核武国废除核武器,也至少可以在一个更平等的基础上与之对话。同样,非核武国可以启动一个进程来修改条约第六条,使之更强硬更具体。新条文可以要求"条约无限期延长之日二十五年后,应召开会议,为依照明确日程实现彻底核裁军,建立一个清晰的进程。"

但是,说到最后,非核武国获得核裁军进程控制权的可能性有多高?它们迫使核武国消除核武库的可能性有多高?实际上,出现这两种情况的概率很低。核武国跟其他国家的权利并不对称,改变前者行为将非常非常困难。

禁止核武器:白费功夫之举

近三个世纪以前,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他的《格列佛游记》中讽刺了知识分子、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同时代的能工巧匠以及这些人晦涩深奥的兴趣。在神奇的拉格多科学院,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列佛发现了一个地方,这里以试图从黄瓜中蒸馏出阳光,喂养无法生产羊毛的羔羊,并播种颗粒无收的土地而著称。另外,格列佛又找到了一名试图"先建屋顶,再打地基"的建筑师。这位建筑师的行为与当今非核武国试图缔结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努力极为相似。

六个领先的核武国——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印度——都跻身于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前十位。这些国家加在一起,占全世界经济活动的 45%。当那些没有足够全球影响力的国家订立合约,宣布核武器不合法时,人们会不会相信这六个世界上经济、军事最强大的国家会因此陷入困境呢? 尤其是朝鲜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最不可预计、社会脆弱、政治动荡的核武国家的存在,给了这六个国家充分的理由保留、扩大并现代化他们核力量的时候?

在这个充斥着不稳定性的时代,核裁军举措往往动鲜少给人留下印象。二月份于墨西哥召开的第二届"有关核武器带来的人道主义影响会议"只不过在新闻中昙花一现。在国际法庭上状告核武国的马绍尔群岛法案也似乎只满足了那些对核裁军及防扩散专家的好奇心。任何禁止核武器的条约也同样被忽略。这样的条约与基于强权政治——即权利来自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际系统的根本背道而驰。

此外,许多可能会赞成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一些"亚洲四小龙",它们的首要安全依赖于美国的核威慑,而这正是条约所设法消除的。

经济和技术制裁的威胁,而非道德争论的威胁,促使各国接受核不扩散及核裁军准则。因此,正是那些最强大的国家——已被《核不扩散条约》认可为核武国的国家——来主要执行该条约的约束作用。伊朗一直被逼在核计划上做出妥协,停止核武器尝试,因为美国等强大的国家已实施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可用的制裁和施压行为。(这也由于伊朗不像金正恩的朝鲜,前者依然希望融入国际主流。)

假设达成禁止核武器的条约,那么什么能迫使核武国遵守规则?唯有道德劝说。这可能在冷战最初几年有点作用,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巧妙运用了裁军问题,把超级大国置于道德防守的位置,作为其"两副面孔"核野心的政治掩护。但如今道德争议没什么作用了。因此,我们看到长期处于核裁军最前线的日本重新诠释"和平宪法",使军方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根据东京的战略考虑和其对手中国的行动,日本甚至可能决定获得核武器。所以,普世的福祉对国家战略制定的影响相当有限。

更好的主意。只有当美国和俄罗斯在全球核查机制下,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消除它们核武库中的武器,才将奠定实现"全球零核"的基础,树立系统性核裁军的支柱。但现在,核武国还可以做些别的事,从而离核裁军的起跑线更近一步:如印度提倡的那样,缔结公约禁止首先使用核武器。大多数核武国并不会因为同意这个公约而有任何损失——它们已声称会理性、合理,并承诺根本不会使用核武器,或承诺除非出现极端事件否则不会使用。

巴基斯坦的核方针并未包含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规定。而朝鲜,尽管该国已制定了一部条文类似"不首先使用政策"的法律,但是它的行为和言辞往往会削弱它对任何"不首先使用"的保证力度。但是,即使有些国家赞成首先使用,从而恐吓那些威胁其存在的国家,它们也有望签署"不首先使用"公约——只要六个核大国先签字。

缔结这样一个公约将有助于建立对实现彻底核裁军工作可行性的信心。话又说回来,军备历史表明,只有当更致命的武器可用来替换核武器的时候,各国才可能自行消除核武器。不过与此同时,禁止核武器的条约将沦为无用的象征——那些小国或许出于使全球战略环境更公平的目的而进行的无用功;它将是良心上的一下触动。

执行核武器禁令,防止条约被控制

二十一世纪开篇的这几年,国际体系似乎越来越不稳定。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出现新的紧张关系。中东似乎正发展成为大冲突地带。部分因为有组织跨国犯罪和小武器及轻武器的普及,包括我所在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正遭受着传统武装冲突外的暴力的广泛影响。同时,全球收入不平等依旧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在这样的世界上,拥有核武库根本不安全。

在过去几十年里,反对核武器的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遭遇了一些失败。《核不扩散条约》遏制了武器技术的扩散(尽管朝鲜近几年加入了核武国的队伍),但在核裁军方面并未取得同样好的成绩。建立中东无核武区的希望正逐渐溜走。裁军谈判会议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几乎无所作为。总而言之,现有的裁军机制并未体现《联合国宪章》所表述的原则——例如阻止战争和维护基本人权的责任。

"人道主义倡议"是一条较有希望的前进道路,这是围绕一系列有关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的会议而展开的核裁军方面的努力。(2013 年挪威主持举办了第一次会议;墨西哥在二月举办了第二次会议;奥地利将在十二月举办第三次会议。)该倡议旨在将两个事实摆在焦点位置:即,仅仅是核武器的存在便威胁到全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以及,没有一个国家做好了应对核爆炸(即便是在局限的地区性冲突中发生的核爆炸)可能产生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准备。该倡议还试图克服围绕着核裁军的杂乱情况——关于逐渐减少核武库、解决现有条约的缺点,或者获得核武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证等讨论。人道主义倡议为达成彻底禁止核武器的条约带来了极大的希望。

该项倡议结合了来自早期、相当成功的消除杀伤人员地雷和集束弹药(造成不必要伤亡并导致人民生计受损的两类武器)举措的行动者、方法和思想。《1997 年禁止地雷条约》和《2008 年集束弹药公约》或许尚未得到全部国家的参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还在这些机制之外——但杀伤人员地雷已经声名狼藉,集束弹药的名声也越来越差。这些武器的国际贸易实际上已经崩溃,相当于已经有了这些武器的使用禁令。这些消除武器的举措建立在早期控制核武器的工作之上,后者遏制了核武器扩散,在几个地区禁止了核武器,并几乎完全制止了核试验。然而,现在的主流核裁军运动已失去了动力,因此,通过向有关杀伤人员地雷和技术弹药的渥太华和奥斯陆进程等立竿见影的先例学习,人道主义倡议试图给核裁军进程注入新的力量。在外交政策原则、实践和经验积累方面,各个裁军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同众多政府间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那样,许多国家纷纷支持人道主义倡议。但这倡议会否导向一个正式的外交进程?这倡议会否达到极致,出现一个克服当前核裁军限制的条约——也许是一个彻底禁止核武器的条约?这些问题都很棘手。

禁止核武器方面的各国立场不会脱离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和优先考量。因此,并非所有国家都寻求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工具来禁止核武器,这也将具有同样的活动余地。例如,洪都拉斯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无核区的一部分,签署了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于 2013 年颁布的裁军宣言,也正参与人道主义倡议。但它也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第 120 个国家中,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 186 的国家。与此同时,洪都拉斯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一个"估计拥有 4,650 枚核弹头,可由超过 800 个弹道导弹和飞机发射"的国家。洪都拉斯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将怎样影响它在禁止核武器外交进程中的行为?

只有支持人道主义倡议的国家形成统一战线,这个倡议才会成功。这意味着,作为该倡议先锋的国家应该建立"拥护国"核心小组。这个小组应该包含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但同时队伍又足够紧凑,能够在制定战略时志同道合。这样的小组可以形成地区性的禁令条约方面的立场——其中的想法是,随着一个一个地区不断支持禁止核武器,核武国参与条约进程的压力便不断增加。(包含了大多数联合国成员的"不结盟运动"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这个进程不会孤立于其他核裁军和国际安全活动或总的外交政策,因此该进程将不会是简单或线性的。这意味着,耐心和历史性的视角必不可少。但当时机成熟,人道主义倡议可以演变成已成熟的政治论坛中的一场大辩论——但愿这能导向一个朝着达成禁令条约前进的正式政治进程。

无论如何,在开始这个进程前,必须分析和讨论执行机制。该机制必须包括普遍适用、可衡量的关于禁令和裁军所包含内容的标准;国际合作和援助结构;时间表和预算;以及被赋予适当权利的监督机构。要消除违禁武器并防止违禁武器几十年后再度出现,就必须有强大的体制基础。

如果在启动外交进程前不妥善解决这些体制议题,核武国可能会"控制"最后达成的任何条约。如果各国走到谈判桌时只有泛泛而谈的承诺,那么一些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阻止一个强而有意义的、持久的国际条约的出现,或者削弱形成的任何机制。模糊的辩论只会有利于捍卫现状的国家,只会产生一个象征性的条约。

从东亚、南亚到东地中海和黑海,目前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随时可能升级为涉及核武国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建立一个稳定、可执行的彻底禁止核武器的条约,人类能承担得起这带来的后果吗?

Round 2

逃离鱼缸

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和莱昂纳德·蒙洛迪诺(Stephen Hawking)在其 2010 年的《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一书中讨论了意大利蒙扎市议会禁止使用弧形鱼缸的决定。市议会认为,弧形鱼缸迫使金鱼看到扭曲的现实,太残酷。不过,霍金和蒙洛迪诺议论道,有没有任何人能够确定他或她看到的现实不是扭曲的?这两位作者认为,现实就是永久扭曲的。现实看起来怎样,取决于你怎样看待它。

本次"圆桌讨论"的作者——包括 Bharat Karnad(他认为通过禁止核武器的合约来实现核裁军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在内——都似乎认同"零核"是个有价值的目标。但是,什么才是观察裁军努力现实情况的正确角度呢?

Héctor Guerra 主要关注了"人道主义倡议",在他看来,这是由非核武国主导的"为达成彻底禁止核武器的条约带来了极大的希望"的努力。Karnad 认为,仅当美国和俄罗斯"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消除它们核武库中的武器",才能奠定裁军的基础——但与此同时,缔结一个禁止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约定,"将使(世界)离核裁军的起跑线更近一步。"Guerra 和 Karnad 都将政治视为核裁军的核心变量——不过 Guerra 认为政治主要是"外交政策原则、实践和……积累的经验",而 Karnad 主要把政治视作"权利政治"。也就是说,Guerra 认为核裁军是一个源自下层的过程,而 Karnad 则认为它是从上层决定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除非能够施加更大的政治权力,否则非核武国将无法说服核武国实现核裁军。同样,只要核武国保留目前的政治权力,就极度不可能实现"零核"。这似乎使我显得更认同 Karnad 而非 Guerra。但实际上,我与他们二位的看法都不同,因为我倾向于既从上从下地看待核问题。我认为核裁军不会很快实现——对于这个不幸的事实,我想强调的是核武国以及非核武国都能采取具体的措施来尽可能减小核威胁。

例如,非核武国可以更有力地推动实现《核不扩散》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现有核裁军与防扩散工具的普世性。核武国与非核武国都可以落实一系列由"核安全管理专家组"在"2014 年核安全峰会"前通过的措施——包括核安全机制的普世化以及核安全框架公约的缔结。而其他国家,无论有核或无核,都可以在 2014 年的峰会上签署"三方倡议",加入这三十余个国家,使自己承担起朝着核安全高标准采取具体措施的责任。

这些行动会否消除核武器?不会。但是在核武器继续存在于地球上的时候,它们将可能降低灾难发生的可能。并且,随着现有核裁军结构和来自公民社会的压力,这些行动也许有天会使"零核"变成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诊断:”特拉特洛尔科炎”

第一轮文章中,我的同行 Héctor Guerra 和 Rodrigo Álvarez Valdés 显示出他们患上了一种名为"特拉特洛尔炎"的病——这种病倾向于忽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的那些功能,认为它并非普遍裁军的实践基础。并且,两人也似乎都将此条约作为他们思考无核武器世界的基石。(无可否认的是,Guerra 从未提及此条约,但他对核裁军的整体看法似乎跟"特拉特洛尔炎"颇为一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又称《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将拉丁美洲人民从核竞争包含的危及生存的危险中解放了出来,此条约及其建立的制度从一度主宰巴西与阿根廷关系的核摩擦中幸运地存活了下来。除此之外,此条约的缔结(主要)源于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但之所以在政治上成为可能,完全是因为美国在西半球维持着总体的安全架构。也就是说,美国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安抚了许多签署国对共产主义或将(部分通过苏联在古巴的前哨)传遍拉丁美洲的恐惧。无论《特拉特洛尔条约》的成员国喜欢与否,它们至今仍落在美国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它们在核武器方面的状态,实际上跟北约的非核武国没什么不同。因此,任何声称拉丁美洲与核武器毫无关系的论调都是不诚恳的。

无论 Guerra 还是 Álvarez 都未承认这些。事实上,Álvarez 认为,无核武器区联合起来,可能成为全球核裁军的基础。他承认这种做法不太可能成功——但并未承认,就连原来的无核武器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都是围绕着一个隐含的核安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保障而建立起来的。无论 Guerra 还是 Álvarez 都未作出任何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三个位于拉丁美洲外的核武国在拉丁美洲境内拥有领地)应无条件除掉其核武器——或这三个国家应早于其他核武国实现核裁军的建议。但如果不这样,又怎能认为该地区无核武器呢?

此外,Guerra 也坦言,如"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等已建立的推动核裁军的机制"遭遇了一些失败",且核武器技术已扩散。然而,尽管其危险已然众所周知,他仍然认为"禁止炸弹"的举措不过是让世界意识到这些武器的危险的方式。同时,Guerra 认为人道主义举措能"克服围绕着核裁军的杂乱情况",这里所谓"杂乱情况"指的是"裁军谈判会议"所采用的逐步递进的方法。不过,问题在于,他认为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和集束弹药的条约可以为核裁军指出道路。但是,旨在消除这两类武器的渥太华和奥斯陆进程根本不像核武器谈判那样局势紧张。并且无论任何,杀伤人员地雷和集束弹药类似毒气,对各国而言并不重要,因此也易于被禁。

最后,Guerra 认为,"外交政策原则、实践和经验积累"与"各个裁军进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与外交政策原则、实践和经验密切相关的还有边界争议、长期冲突和各国防止战争的需要——与万不得已时,通过传统与核武器的方式开战的需要。像 Guerra 一样,在任何其他前提下证明一种核裁军观点,相当于给一个极度复杂的问题寻求一个过分简单的解决方案。

不是感性行动

核武器如同被放出阿拉丁神灯后便再不能被装回神灯里的精灵——这种老调已反复谈了几十年。但是,旨在实现核裁军的人道主义倡议是另一个已被放出来的精灵。我的"圆桌讨论"同行 Bharat Karnad 在第一轮文章中,将诸如人道主义倡议等可能带来的禁止核武器的条约称为"那些小国进行的无用功"及"良心上的一小下触动"。人们可能从这点留下"人道主义倡议不过是感性的行动、温顺的人对专权的核武国的绝望呼吁"的印象。但事实上,人道主义倡议是极为现实可行的。

首先,它是建立在许多人所累积的经验之上的、基础广泛的运动:年轻年长的外交官、科学家和学者、来自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家和从业者、武装暴力下的幸存者、环保人士、国会议员和法学家、艺人,等等。这些人来自领土上有着核武器的国家;来自没有核武器但依赖其他政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保护其"安全"的国家;以及来自完全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所在的地区。

不仅如此,人道主义倡议建立在对裁军历史的成熟认识之上。这并非心血来潮,不会对 1946 年以来所采取防扩散及促进核裁军措施视而不见;不会对之前有关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以及使用它们是否构成战争罪的辩论视而不见。事实上,该倡议建立在一个刺人的认知之上,那就是因为在将近 70 年的核裁军努力之后,世界仍然面临核武器的威胁,所以需要采取别的措施。

新战略。Karnad 写道国际体系"基于强权政治",并且在体系内,"权利来自于经济和军事实力"。他指出,六个核武国占 45% 的全球经济活动。但 Karnad 所拥护的"现实主义"太轻易地接受了伴随强权政治而来的风险——战争、包括侵犯人权在内的不公正以及危害人类的罪行。"现实主义"太容易就接受了如今世界的经济实力的集中——即,1% 的世界人口拥有几乎一半的全球财富

但更重要的是,权力并不仅仅依靠军事和经济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已经显示出发展新策略来实现集体生存的能力——这些策略中包含着合作、自我约束、同理心、怜悯和团结。在全球层面上,这些策略已经成为国际准则、机制和法律结构,多数时间内使国与国之间保持和平关系,以及让人类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且不诉诸战争。这是滋养人道主义倡议的土壤。这给了人道主义倡议成功的真正机会。这是对不会超过导弹一角的决定论世界观的反驳。

核机构内的几个人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命运。一些国家就可以决定数十亿人的生与死。这对全球民主的发展意味着什么?这对人类文明的前景意味着什么?幸运的是, 逃离基于武器的、试图束缚人类思想的"现实主义"决定论观点的约束,是有可能的。人道主义倡议就是一种可以构建一个不同现实的手段。

Round 3

解药,而非疾病

第二轮文章中,我的同行 Bharat Karnad 诊断 Héctor Guerra 和我患了所谓的"特拉特洛尔科炎"(Tlatelolco-it is)——"这种病倾向于忽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的那些功能,认为它并非普遍裁军的实践基础。"他认为,仅因为美国的总体安全架构才使条约的建立成为可能,并指出拉美国家"至今仍落在美国的保护范围之内。"他写道,这点使得拉美国家相对于核武器的状态"实际上跟北约的非核武国没什么不同。"

就现状而言,Karnad 的观点具有一定道理。但他未能认识到一个关键事实:鉴于核弹系统的范围与移动性,整个地球都落于核武国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个"控制范围"有时以核保护伞的形式存在,有时则以威胁的形式出现。因此,Karnad 的观点尽管具有局限的见解,但却不能降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对核不扩散与核裁军所作出的贡献。

Karnad 还犯了一个错误,即他并未考虑到为该条约奠定基础的政治意愿。如果拉美国家对核武器的状态跟北约非核武国的状态并无不同,那么为什么拉美国家自 1969 年起被组织成为一个无核武器区,而尽管冷战结束于 1989 年,欧洲却未曾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区呢?假设欧洲非核武国愿意,如今它们必定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无核武器区。毕竟,它们位于"美国在西半球维持的总体安全架构"范围之内。它们并未建立无核武器区,表明它们缺乏政治意愿。同样,政治意愿的缺乏是至今未能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背后的核心因素。在确实存在政治意愿来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地方,核武器都被禁止了。不仅仅有《特拉特洛尔科条约》,还有《拉罗通加条约》、《曼谷条约》、《佩林达巴条约》和《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都可以作为证明。Karnad 检查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并诊断出了一种疾病——"特拉特洛尔科炎"。我检查了此条约并意识到有一种解药——全球性的"特拉特洛尔科主义"。

双管齐下。我在第二轮文章中写道,Guerra 认为核裁军是一个源自下层的过程,而"我倾向于既从上从下地看待核问题。"然而回头想想,在我看来,Guerra 已经详细讨论过的旨在核裁军的人道主义倡议似乎是目前从两个方向推进核裁军的最好选择。我的意思是,如果此倡议扩展成以国家为基础的致力于宣告核武器违宪的运动,那么这一倡议便能利用国家最有力的政治工具的力量——宪法——而且既能融合政治人物自上而下的力量,也能包含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力量。事实上,将核爆炸及其人道主义影响转化为全球宪法议题的这个想法,很值得今年十二月在维也纳举办该倡议下一次会议时进行讨论。

骑着道德的木马

我的"圆桌讨论"同行 Rodrigo Álvarez Valdés 和 Héctor Guerra 都承认使无核武器从世上消失一个值得称赞却难以达到的目标。当然,核裁军将很难通过 Álvarez 讨论的改善核安全治理或通过 Guerra 那不切实际的"人道主义倡议"(不同态度的禁止核弹努力)来实现。

尽管如此,Guerra 仍然希望人道主义倡议——由于世界各地公民社会显贵、非政府组织、幻想破灭的科学家以及充满活力的学者和活动家的参与——将能完成几十年来"裁军谈判会议"上硬式外交的相互妥协的做法也未能做到的事。Guerra 的乐观主义故意弄混了"好意"与"可实现的目标"。

Guerra 指责我在第二轮文章中"太容易地"接受了全球经济差异和权力政治固有的风险。我的回答是,我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世界——并且很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就是由致力于保护和促进自己国家利益的大国做主的。这些国家通常狭义地定义国家利益是什么,并不会做很多长期考量或对造福人类的事表现很多关注。这并非纵容阻碍核裁军努力的政策和国家行为。但同样,我们不能把"应该怎样"误认为"现实就是怎样"。

Guerra 还写道:"事实上,(人道主义)倡议建立在一个刺人的认知之上,那就是因为在将近 70 年的核裁军努力之后,世界仍然面临核武器的威胁,所以需要采取别的措施。" 但是,世界从未缺乏过对核武器危险的认识——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核裁军的进展来自深思熟虑的、逐步的外交进程,提高认识并不能加快这些进程。核裁军就是消耗时间的。其深思熟虑的节奏将会考验像 Guerra 和 Álvarez 一样好意的人的耐心。但恰恰是"裁军谈判会议"上彻底且具有针对性的谈判某天将使如今朝着"零核"有些缓慢的进展变得不可逆转。

不能逼它们喝水。Álvarez 在第二轮文章中写道"除非能够施加更大的政治权力,否则非核武国将无法说服核武国实现核裁军。"为了施加更大的权利,这些国家必须首先发展更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不过 Álvarez 并没提及是否想让它们这么做。Álvarez 的确建议非核武国"更有力地推动实现《核不扩散》(NPT)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等现有核裁军与防扩散工具的普世性"。但是普世性会实现什么呢?核武国主要用这些工具来巩固它们已享有的优势地位。同时,哪怕这些国家确实是在推动核裁军事业,速度也是极其缓慢的。

本次"圆桌讨论"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反核弹倡议与道德的木马之间相像的程度,前者用墨守成规的争论掩盖其不切实际的一面。虽然事实的确是早在冷战初期,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审议便根据国际法给核裁军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但是如今 NPT 和CTBT 等核裁军的主要工具早已失去公信力。它们对核武国的行为没什么作用。或许可以哄着核武国接近裁军这口井,但却不能强迫它们喝井水。当核裁军的倡导者把它描述成触手可及的东西——只因一些短视近利、考虑军事力量和现实政治的国家的欺骗而触碰不到——他们就变得太过乐观和清高。想像实现核裁军的捷径,比如建立一个禁止核武器的条约,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尝试充其量不过是有望产生看似逼真的政治效果罢了。

离开地狱

几十年来,人类一直被困在核武器地狱的深渊,但人们不必将此处作为永久的居所。 正如诗人但丁在走向天堂的路途中穿越了地狱,人类必须过渡到历史的新阶段——把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国际人道主义法根本原则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抛在身后。

在第二轮文章中,Bharat Karnad 写道"证明一种核裁军观点"时没有考虑到"通过核军事手段"来"开战的国家需求",相当于"给一个极度复杂的问题寻求一个过分简单的解决方案。"这引出了一种观察,即人类病态地依赖于核武器。正如 Karnad 所表述的那样,冒险的奉从主义使人类暴露在"彻底消失"这一永恒存在的可能性之中。致力于全面核裁军的工作代表着跟这种决定论进行的斗争。再说,但丁穿过了地狱;他并未留在那里。

样的目的,新的手段。核裁军运动还未完成其终极目标。但记住在遏制核武库扩张和促进消灭核武库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什么成绩,是非常重要的。核试验已基本结束;核扩散已受严重阻滞;无核武器区已在世界上覆盖了辽阔的地域。不过,虽然这些都是成功,但它们本身并非目的。它们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目的是让世界回到全世界直到七十年前还一直享受着的无核状态。

随着 21 世纪的展开,世界需要新的手段来促进核裁军。自 1945 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后,1970 年《核不扩散条约》生效后,以及自 1991 年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已发生变化。今天存在新的挑战——也存在新的可能。旨在实现核裁军的人道主义倡议就是这样一种可能。

该倡议并没有可让追随者强加给他人的教条式的构造。相反,它是一个集体过程,借鉴了来自政府、多边组织、公民社会、学术界和其他领域的广泛声音。它正在快速成熟中,但仍相当大部分处在发展建构中。该倡议的参与者认同一些问题,而就其他问题激烈辩论,但这种自由交流的精神正是该倡议的优势之一,应该保留。因为如果这个倡议要见成效,其运动就不能只是接触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士,而且还要接触持怀疑态度和那些目前对核裁军不感兴趣的人士。

摆在眼前的工作虽然密集,但也充满希望。人类是一种存在缺陷却也充满潜力的物种,其潜力也包括通过消除会导致世界末日的武器来促进人类发展和真正的安全。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核裁军也是一种手段,并非目的。正如《联合国宪章》中所表述的,终极目标包括使子孙后代免受战争的祸害,以及重新坚定对根本人权的信仰。



Topics: Nuclear 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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