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论证

在第一轮的文章里，我和我的同行们探讨了一次核爆炸对贫困国家的发展前景形成阻碍的几种途径。在这一论点上达成共识后，也许现在是时候来研究如何才能最好地引导有关发展问题的设想来支持废除核武器的论点。容我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学来抛砖引玉。

在国际关系学研究中，有大量文献探讨诸如威慑、国家获取核武器的动机以及核国家间战略动态等问题。但对在种族隔离后的南非所发生的单方面裁军，或者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弃核问题，投入的注意力却少得多。为什么弃核遭到如此冷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关系中的三大观点之一—‘现实主义’的重大影响。

古典现实主义者坚持着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人性自私论，他们对国家间是否能够建立必要的信任来消除核武器的可能性表示非常怀疑。现实主义者往往认为，在无政府且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世界里，核裁军倡议是徒劳的。事实上，后期结构现实主义者 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 认为，构成两极世界的稳定性这一特点，部分归功于核武器，并且"核武器的逐步扩散比不扩散要好。"

冒着论证不够严谨的风险，我想说的是：一次核爆炸，尤其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核爆炸，将对贫困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造成无法承受的阻碍，而对现实主义者而言，该论断不太可能得到积极的响应。从许多现实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不会对全球事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不需要认真对待。鉴于当今世界紧密相连这一特征，这一想法无疑是荒谬的，但这种态度仍然存在。

国际关系学中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是自由制度主义。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可能不同意沃尔兹派（Waltzian）认为核武器扩散是好事这一想法，正如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斯科特·萨根（ Scott Sagan）所提到的那样，他们可能会转而强调的是—意外或不合理使用核武器的危害是永远不能完全被消除的观点。由于一部分自由制度主义者相信—经济发展可以形成国际合作的基础，所以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赞成基于发展而废除核武器的论点。

国际关系学中的第三个主要论点由批判理论家—女权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后殖民理论家等提出。批判理论家可能会将核武器与种族、性别、阶级和公民问题联系起来；倾向于把核武器看作国际体系中深刻且日益严重的不公平现象的体现。因此，他们很可能会赞同以下观点：由于核武器对发展所构成的阻碍，因此消除核武器是必要的。

这些流派的思想不仅是抽象概念而已；它们在现实世界中也能找到共鸣。例如，大国的诸多行动就提供了大量现实主义怀疑论的例子。根据《核不扩散条约》（NPT）中"第六条"规定，其中五个核国家有义务进行全面裁军。但条约生效四十余年后，这一规定中提出的目标似乎仍然只是幻想罢了。

自由制度主义者的论断可能会在欧洲得到一部分支持，尤其是在柏林——德国很可能会接受这一观点：如要实现全球裁军能避免发展中国家出现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多边主义是迫切需要的。与此同时，批判理论家的论点最有可能在贫困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些地区引起共鸣，因为那里的国际体系中不平等现象最为明显。总之，基于发展而进行核裁军的论点必须要针对特定群体。但无论进行怎样的论证，说服核国家裁军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