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记人性，忘却其余

Maryam Javan Shahraki 在第三篇”圆桌讨论”文章中，继续捍卫伊朗的核计划，反对我的批评。我认为，她对伊朗的界定缺乏事实支撑，我在尊重的同时也不得不提出不同意见。

无论伊朗说什么，它的核活动都不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全面监督下开展的。例如，该机构再三要求对帕尔钦炸药测试设施进行全面核查，伊朗都未允许。Shahraki 提到2005 年IAEA对帕尔钦设施的核查，并将其作为伊朗透明度及遵守该机构保障监督的证据，但这是一个严重而不合时宜的错误。

伊朗未能允许不受限制地检查核设施，这已得到了该机构最高层的证实。十二月，IAEA 总干事天野之弥（Yukiya Amano）重申了该机构对帕尔钦设施的关切，并敦促伊朗允许对其进行核查。九月时，天野曾表示，”伊朗并未提供必要的合作，不能使我们……断定伊朗的所有核材料都用于和平活动。”因此，与Shahraki 的论调相反的是，机构核查人员没有被允许”无论何时”都能访问该国的核设施。事实胜于雄辩。

Shahraki 指出，伊朗和该机构之间正出现积极的外交势头。这点比较令人振奋，但核外交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谈判取得实质结果前，不要抱有太高的期望。此外，使外交举措一直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伊朗继续坚持认为，一旦 IAEA 的问题得到解决，它想调查的问题就应该算是结束了，而该机构则希望能够在需要的时候重新核查这些问题。因为目前的遵守就要求该机构放弃未来开展保障监督活动的权利，这其中的逻辑在哪里？再者，假设没什么要隐瞒，又为何害怕监督呢？

本次”圆桌讨论”中，很多次Shahraki 在质疑我对伊朗核政策的批评时，所使用的论断重点都并不在于正讨论的问题，而在于我。她在第三篇文章中，试图强调我的观点与支持用外交途径处理伊朗核计划僵局的土耳其政府间的分歧。首先，尽管我是土耳其人，但我从未在之前两篇文章中表示自己赞同土耳其的官方政策；因此，不应认为我该对这些政策负责。其次，我碰巧同意我的政府与 Shahraki 的观点，也认为用外交途径化解僵局是最好的 — 虽然我仍旧极度怀疑外交能否取得成功。

在第三篇文章中，Shahraki 对我称自己不同意任何”邪恶轴心”（the axis of evil）国家的说法提出质疑。我明白，她暗示我持亲美或亲以色列的看法。我个人对哪方忠诚跟我的学术观点无关，但我要指出，我强烈谴责法外暗杀伊朗科学家的做法；我相信，伊朗、土耳其和巴西在 2010 年缔结的燃料交换协议是伊朗核危机的最佳解决方案，不应该被破坏；而且，我也认为美国及欧盟要对谈判的继续失败负起一定责任（不过，”两错不等于一对”，即不能因别人错了自己也就可以犯错，所以我认为伊朗也应对谈判失败负责）。

天堂或死亡。除此以外，正如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所写的，我仍然相信伊朗的或可信的朝鲜核武器能力将带来重大的核扩散风险（尽管可能是垂直而非水平的核扩散）。所以，我完全同意 Beenish Pervaiz 的看法，必须建立一个消除核武器的真正框架，”为全面可核查的核武器消除做准备，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使核武器‘不合法化’”。

然而，这就要求全世界表现得得体、谦逊、成熟。物理学家 Joseph Rotblat 接受 1995 年诺贝尔和平奖时，正逢”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他借鉴 1955 年”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提醒我们，要实现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就要求我们：”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天堂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人类灭亡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