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

Sadia Tasleem在她的第二篇文章中探讨了是否应将巴基斯坦视作美国核威慑政策的潜在对象，并指出她的祖国并没有"协助恐怖分子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说法是准确的——但只是到目前为止。虽然巴基斯坦在过去几年内采取了多项措施以提升该国的核安全状况，减轻了人们的疑虑，但是也不难理解为何仍有人抱有一丝担忧：在2007至2012年间，恐怖分子对巴基斯坦的敏感军事设施发起了六起袭击，而据说其中部分被袭击的设施是用来存放核部件的。不仅如此，在这几次袭击中，恐怖分子显示出了其对军事设施突破不断加深的能力。近期，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组织对美印两国的敌视程度不亚于对本国巴基斯坦；且我在第一轮讨论中也已经指出，政府内部人士与恐怖组织勾结的可能性是不容忽视的。随着巴基斯坦疯狂扩张核武器库并推进其多样化以获得战术能力，恐怖分子可能获取核武器的来源也在成倍增长。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仍旧认为巴基斯坦正是可能与美国反恐及核威慑政策发生冲突的那类国家。

然而，要证实某国的确与恐怖势力有所勾结绝非易事，因此Tasleem针对美国如何防止误算与误判提出质疑也合乎情理。不过，核法证学已为确立罪证带来了希望：放射性沉降分析可为判断爆炸使用的裂变材料的类型与来源提供宝贵线索。另外，天基情报、天基监视、天基侦查也正在提高各国核活动的透明度。终有一天，参与核恐怖活动的国家将无一能逃脱应受的惩罚。

幸运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核恐怖行动被付诸实践。然而这一局面总有被打破的一日，除非我们能针对核武器的存在建立起一套长期的、更为全面的应对机制。本次圆桌讨论中的两位同仁对于建立这样一套机制均不抱多大希望。Tasleem似乎对南亚地区的军备控制不甚乐观；而Evgeny Buzhinsky则悲观地判断：核裁军是不切实际的。

如果消除核武器的主张无法获得广泛支持，那么降低核武器地位这一手段也能发挥有效作用。令人欣慰的是，在2010年的《核态势评估》中，美国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虽然美国的核政策仍然在许多方面存在缺陷）。我十分赞同Buzhinsky在其第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两个"转变"——对正在涌现的威胁，应从各国独自应对转向协同应对；对核武器应从积极控制转向消极控制。

在此我还想提议开展另一项转变。可以建立起一套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法律规范，从而间接地打击核恐怖主义。恐怖分子自然视规则如无物，但是若能在全球建立起有法律效力的公约来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将从两个方面给核恐怖主义带来重大打击。首先，该公约将削弱核武器作为国家工具的地位，从而降低核武器的机密性与神秘性；推进核材料与弹头衡算的透明化；并最终降低失窃风险。其次，该公约将加强透明与互信，从而推动国际上在情报共享与执法方面的合作，并最终提升全球安全。一旦联合起来，各国都能从政治与道德两方面更有力地打击违反规范的行为，不论这一行为的主体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

Buzhinsky指出，"核武器是无法解决21世纪的核心难题的"。我深表同意，而且我还认为核武器只会带来新的难题。核武器只能被用来巩固狭隘的、既得的国家利益；有远见的领导人必须摆脱这类利益的束缚，以全球安全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