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核风险的反卫星战:一种幻想

By Nancy Gallagher: CH, June 5, 2015

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轨道,但规定了太空将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免费供所有国家使用。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将该条约解释为:将卫星用于早期预警、危机通信、核实,以及促进威慑稳定性的其他(非侵略)活动是合法的,且应得到保护。

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空基侦察、通信和瞄准功能成为现代军事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探索了这一问题:展开反卫星攻击能否带来重要军事优势,而不增加核战争风险。理论上,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实践中,答案几乎一定是否定的。

炒作威胁。目前,未曾有过国家故意、破坏性地攻击属于另一个国家的卫星(虽然有的国家曾干扰过卫星的无线传输)。但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已进行了先进动能反卫星武器试验,而且美国已证明其有能力修改导弹防御拦截器,用于反卫星模式。任何有能力将核武器搭载于中程弹道导弹上进行发射的国家,都有攻击近地轨道卫星的潜在能力。

由于美国的地面军事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太空,因而一些美国战略家们预测,潜在对手将试图通过攻击卫星来抵消美国的优势。他们还建议美国军方尽一切可能保护自己的太空资产,同时使自己继续有能力禁用或销毁对手用于情报、通信、导航或瞄准的卫星。这种分析往往夸大了潜在对手破坏美国太空资产和军事优势的能力,也夸大了任何一方可通过反卫星攻击获得的优势。尽管如此,一些观察家们又一次提出了最糟糕的情境,用以支持发展进攻性太空对抗能力的论调。在一些其他国家中,对太空战的兴趣可能因这些论调而增加。

任何一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若对第二国的卫星发起了攻击,则对地面目标发起核报复都将是非理性的反应。但强国遭到攻击时,有时的确会有非理性反应。此外,在一场蓄意的反卫星攻击之后,不相称的报复并不是反卫星武器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唯一途径。这甚至不是最有可能的途径。参与谈判《外层空间条约》的国家都清楚,若用于侦察和通信的卫星被禁用或销毁,则危机管理将变得更加困难,威慑意外失灵的风险也会增加。

但是,即使不攻击另一国卫星这一规范永远不被打破,开发和试验反卫星武器仍将增加核战争的风险。比方说,假如美国军方领导人开始严重担忧,认为中国或俄罗斯准备发起反卫星攻击,则压力可能积聚,致使针对中国或俄罗斯的战略力量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若在一场危机或低级别地面冲突中,一枚卫星被太空碎片击中,领导人或许会误以为太空战已经开始,并在了解实际情况之前展开报复行动。这样的情境或许看似不太可能发生,但相比用于证明有理由开发和使用反卫星武器的情境,其不可能性并无过之。

减少危险。缓和反卫星武器相关核风险的一种途径,是对以下这一论点进行现实的评估:攻击卫星是实现重要军事优势,而产生意外或不可控后果的一种简单方法。例如,马里兰大学国际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学者加根南斯·桑卡兰(Jaganath Sankaran)的非保密分析提出,由于中国弹道导弹和发射设施的实际限制,要想在一场危机中攻击关键的美国卫星,难度远远大于华盛顿作为回应,致使北京无法从此类攻击中获取任何军事优势。随着越来越多此类研究得以开展并得到严肃考虑,政策制定者将不太可能大举投入发展反卫星能力,或对假想中的反卫星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降低风险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加强保护卫星的规范和法律规则。要达成这一点,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禁止用任何东西(包括其他太空物体)破坏或摧毁那些本身不被用作太空武器的卫星,并禁止对用于破坏或摧毁此类卫星的方法进行任何试验。目前,已建立的规范和法律保护的最大威胁,来自于那些将预期自卫(在一场危机中或在敌对情况一开始时)作为理由,认为可以此禁用或销毁卫星、发射设施或地面站的人。几乎同样危险的一种论调是:一旦战争开始,太空中的任何东西都将变成可攻击对象,因而应该被作为目标。尽管在战争中,攻击用于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的卫星可能是合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攻击卫星是明智的战略。

自愿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的措施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风险。例如,提高所有太空参与者的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将减少各国发生以下两种情况的风险:一是将卫星损坏错误地怪罪于某一方;二是在卫星因其他原因发生故障时,错误地断定其已遭到攻击。只有少数几个航天强国才有能力进行太空物体检测、跟踪和编目——即有能力识别一个空间物体是碎片还是卫星,并识别卫星的所有者和功能。这些国家的能力广泛不对称。只有拥有最先进能力的美国与其他太空参与者分享空间态势数据,但其分享程度有限。因太空作业缺乏透明度,加剧了如今航天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数据共享安排可有助于减少不信任。

但是,对太空越来越多的军事利用所造成的风险,要通过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大幅降低,其前提是采取此类措施的各国必须在决定分享多少太空相关信息,或决定获取何种能力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能力时,不仅要强调威慑和防御的重要性,还要将可信的保证作为同等重要的优先事项。这些国家还必须重新考虑在自己的核态势中,有哪些因素增加了威慑意外失灵的整体风险。最后,若所有核武国都明确奉行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并握紧最适合于报复性威慑的小型核武库的管理控制权,则将大大降低因反卫星能力扩散而导致(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核战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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