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vs.私营

埃及的核能项目近来面临各种挑战。首先是环保组织的呼声日渐高涨：相较核能，环保组织更支持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其次是在El-Dabaa建设核电站的提议招致当地民众的抗议示威。据一月份媒体报道， El-Dabaa项目将被推迟，直到新一届立法机构当选并召开会议处理此事。

独立报刊对此的做法很专业。埃及革命带来了言论自由的放宽，各媒体第一次能够将报道的重点放在反对核项目的群体上——革命为更多社会群体打开了表达观点与意见的大门。在革命之前，政府不允许任何批评核项目文章的发表，这一点在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穆巴拉克于2006年在政党大会上宣布重启核项目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然而官方媒体的做法却和革命前并无二致。去年八月，总统默罕默德·穆尔西宣布政府正在考虑重拾之前时断时续的核项目，并称该项目纯粹是出于为埃及人民提供清洁能源的民用考虑。官方报纸在头版着重报道了穆尔西的声明。在此前后，报纸也花了大量篇幅报道电力和能源部的报告，报告声称核项目将为El-Dabaa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并刺激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独立报纸则能自由地关注反对群体对项目重启的批评意见。

相同却又不同。我的印度同行Pramit Pal Chaudhuri描述了印度的媒体业形势。媒体市场规模庞大、竞争激烈，Chaudhuri也探讨了竞争的负面因素——市场”目光短浅，深入的政策分析缺乏施展空间。”但是在媒体市场规模较小的埃及，竞争却是件好事，尤其是在独立媒体方兴未艾的今天。在这里，竞争实际上使得媒体更愿意对事件做深入的报道与分析。但是埃及媒体的确面临着与印度媒体一样的问题：两国的科学记者、尤其是核新闻记者人数极为匮乏。

从这场讨论中我们可以确定：核机密是许多国家共同的挑战。Chaudhuri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印度公众担心”任何由印度披露的核信息都会被西方利用，对印度不利。”同样的看法如今也出现在埃及，有时政府官员也会以 “西方将利用这些信息对我们不利”为由，拒绝提供有关核问题的详情。从事敏感研究的机构中，科学家有时候也会采取同样拒绝提供信息的做法。

Alexander Golts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由于质疑俄罗斯的核政策而被指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埃及：有些隶属政府机构的科学家指责反对核项目的群体是在为以色列的利益服务。在他们看来，以色列是叫停核项目的唯一受益者。

埃及革命为媒体带来了更大的自由，但缺乏透明度仍然是埃及核项目的一大顽症。在信息受限、国家政局仍然不稳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确定政府重启核项目背后的真正考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