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接受，填补漏洞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与 Ibrahim Said Ibrahim 对可能阻碍社会核查发展的问题倾注了相当的关注 — 例如，中东盛行的对军控协议的怀疑态度，或者印度等国家对敏感技术的严格控制。这些障碍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我认为，它们反倒支持了我”圆桌讨论”文章的主要观点：只有当社会核查措施与贸易和供应链激励机制相结合，并尽可能与军控和政治相分离，它能够蓬勃发展的可能性才最大。

我在第二篇文章中写道，多数正式外交的特点是无可转圜的国家立场。在军控谈判中，无可转圜的态度往往会逐渐导致剑拔弩张的局面。而且，军控谈判者通常是外交部或国家安全机构的代表，它们往往是久经沙场的类型，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出于这些原因，军控谈判看起来并非是适合促进社会核查的场合。不过，我想再多说一点，我认为，在许多国家，把社会核查作为军控倡议介绍给公众将是个错误。相反，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应允许在商界中建立对社会核查的支持。

我之前也写道，支持可上升到政府高层 — 并最终到达多边机构。贸易谈判将是一个天然通道。这些谈判者大多来自贸易部门，往往乐于寻找双赢的解决方案来处理问题；他们希望本国经济及各行业被认为是可信且透明的。如果贸易谈判者在社会核查中看到了国家利益，如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团体可能会颁布类似它现有的供应链安全指导方针的社会核查指导方针。这将在商界内巩固社会核查的重要性。但同样，最初的动力将来自行业的专业人士，他们的激励因素很巧地跟社会核查目标是一致的。

必要的，有益的。Rajagopalan 和 Ibrahim已经讨论过一些可能情况，如人们普遍不愿意参加社会核查，认为它似乎主要跟到检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有关。但在我看来，社会核查最可能成功且对它最有需求的，不在检测这个方面，而在供应链这个方面。

军控条约已有各种机制可检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生物、化学或放射性武器的使用，预计会被媒体报导，并且这就构成了另一种核查。但在供应链的领域，鲜有国际法律工具用以监督安保事宜。同样也不可能有新闻机构发现违反安保的行为。因此，社会核查能被最大程度地接受并填补最大的安保漏洞的地方，就是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