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高超音速武器：不应期望过高

为了维持强弱核武国之间关系的稳定，有必要切实、可信地维持相互确保摧毁。然而，装载常规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无论是助推滑翔系统、还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均可削弱部分核武器国家对于自身核威慑力量生存能力的信心。在中国，一些分析人士怀疑美国正试图发展先发制人地摧毁北京的核威慑力量的能力——如果华盛顿成功开发并部署高超音速导弹，北京对自身核威慑力量可信度的信心只会削弱。（类似地，有一天德里也可能会担心，会有中国高超音速武器袭击印度的小核武库。）

在中国，已经有一些人在讨论，面临针对其核武库的新型常规威胁，北京是否应该调整其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对未来高超音速导弹政策的缺乏理解，已经开始使中美两国——还有美俄——之间的战略安全对话变得更为复杂。由于这些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若一国部署高超音速导弹，另一国难免会有超出寻常的威胁感。担心自身核威慑生存能力的国家，可能在深层地下建立更多核武器设施，或开始降低其核政策的透明度。此类事态将阻碍各国军事机构之间建立互信。对话或许可以减轻担忧，但作用有限。

高超音速导弹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快速，但快速也是这项技术最大的风险所在。在一场危机中，若决策者希望利用高超音速导弹的速度，则必须在机会之窗转瞬即闭之前，决定是否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将鼓励冒风险的决策行为。而且，由于高超音速导弹或将用于打击战略性目标——指挥与控制中心、远程监控系统，甚至导弹发射车——若使用了高超音速导弹，冲突将很容易升级。

艰巨的障碍。然而，各国能否通过进行预防性军备控制，避免一场耗费巨大、被技术动力驱动的高超音速军备竞赛呢？前景并不乐观。

第一，很难对高超音速导弹研发项目加以技术限制。高超音速导弹和其他速度较慢、射程较短但也有可能破坏核威慑力量的常规武器之间，无法做出清晰的技术界定。各国将难以划定控制不同技术的界线。而且，美国开发高超音速导弹的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能够先发制人地攻击小型核武库，例如朝鲜的——而非中国的。但是，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能力一直进展迅速。等到高超音速技术发展成熟并可供部署时，可能已经无法使得美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只能威胁朝鲜的核武器，而不会威胁中国的核武器了。即便有可能通过外交安排或单边限制，将美国的高超音速能力暂时限制于较小规模，俄罗斯和中国还是会担心未来迅速扩张的可能性。

第二，高超音速系统不一定仅用于运载常规武器。一些核武国担心导弹防御的未来进展，因而可能希望保留在助推滑翔飞行器或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上装载核弹头的选项。此类高机动性系统可显著提升核弹头穿透中段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因此，开发高超音速导弹涉及的利益重大，不仅仅是开发一种单纯的新常规武器。所以，各国会非常不情愿放弃研发高超音速导弹。

第三，即便华盛顿所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可能并非针对其他核武大国的核武库，但一些美国分析人士表达了用其打击此类国家的非核战略目标的兴趣。高超音速导弹可能成为所谓“防御压制”作战的一部分，旨在对抗中国等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此外，反卫星资产也可能成为目标。

在当前局势下，高超音速技术的一些主要研发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控制此类技术的努力面临着严峻挑战。摩擦不断增加的南海，只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军事紧张关系的一个缩影。在东欧，北约和俄罗斯常规军事关系中的敌对因素也在加剧。在有安全压力的情况下，各国领导人通常对于投资——而非控制——新军事技术更感兴趣，尤其是可能影响未来战场胜败的关键性技术。

可采取的措施。有鉴于此，禁止高超音速导弹的研究与开发将是有难度的。有限的透明度措施，例如数据交换和通报，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但即便这些也需要相关国家投入相当的外交资源和时间才能达成协议。

短期而言，从现实角度能够实现的最佳步骤，可能就是采取单边降低风险的措施（并辅以外交努力，建立人们对这些措施的信心）。例如，核武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也应该避免制定针对核目标使用高超音速导弹的战略。2013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进行一项研究，探求华盛顿使用“常规与核力量”“摧毁”中国地下设施网络（一些核武器部署于其中）的能力。这表明，利用常规武器打击核武器的兴趣确实存在。但实际上，任何此类政策都应被严格避免。

类似地，任何可能加剧“战争迷雾”的战略都应予以仔细审视。例如，虽然使用高超音速导弹对指挥、控制和通讯中心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或许可有效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但此类攻击也可能造成风险，使对手的 指挥机关“致盲”、“失聪”，以至于决策者不能有效掌握战场态势、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误以为即将遭受核攻击。这将导致意外升级的严重风险。任何可能造成常规与核战争之间的界线模糊化的战略，都应予以拒绝。各国若确实要部署高超音速武器，至少应积极考虑采取这些单边措施，避免为彼此间的战略安全关系引入不必要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