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而不仅仅是终点

在第二轮文章中，Maria José Espona 认为本次"圆桌讨论"已然焦点"分散"。她写道，各位作者大多在强调与自己的经验或专业领域相关的问题。并且她认为，本次"圆桌讨论"的"分散"是全球卫生系统内沟通和协调不足的表现。在第三轮文章中，Oyewale Tomori 对非洲国家未能负起有效疾病监测和应对措施的责任，表达了深深的无奈。他将非洲国家依靠于国际援助，作为"麻木依赖"的证据。

Espona 与 Tomori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强调了全球卫生系统的关键需求，即需要变得更加整合、更能承担责任和反应更加迅速。但他们所描述的愿景代表一个终点。在能够到达终点前，有必要认识及更好地了解的一切（除了 Tomori 和 Espona 已经提出的）阻碍进步的多重因素。其中有几个因素或者牵涉信息不足——"什么有用"，"什么没用"，以及"为什么"——或者牵涉医疗卫生与科学工作者在大力倡导变革方面的失败。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有关发展中国家卫生系统建立和管理的重要问题了解甚少。这些系统背后的广泛因素——历史、社会、经济、道德——很少被国内的研究人员大范围记录或调查。因此，虽然找到某一国家卫生系统的问题很容易，但却很难知道这些问题应归咎何处或如何补救。而且，对当地情况（以及其背后因素）的了解不足往往导致"捐助"国提出或施行的解决方案并不适合当地具体情况或并不能针对当地问题对症下药。

反之，缺乏特定国家卫生系统的深度数据也会导致对"什么有用"——以及"为什么"——的忽视。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相同的风险和能力限制，或表现出相同的系统性失灵问题。例如，南非和肯尼亚的卫生系统就与刚果和几内亚民主共和国的差别很大。前两个国家的疾病监测系统有各自的缺点，但其检测和应对疾病暴发的能力远远比经历了长期冲突的国家更为强大。因此，缺乏有关为什么一些举措有用的讨论，就使成功策略从一个环境转用到另一个环境中变得很难，降低了借鉴成功经验的潜力。

造成这些信息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从业者往往在国际政策论坛中比较沉默，没有存在感。由于这些从业者负责提供日常卫生服务，他们是提出见解和应对措施的理想人选。他们不提供见解和应对措施，或他们的建议未被听到时，外人往往会施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或不被政策制定者和医疗从业人员接受的解决方案。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在会议和协作时，坚持自己的需求，解释自己的现实情况——他们应更积极地倡导变革。一个相关的阻碍进步的绊脚石是，科学界的许多人都不愿意说出——或积极参与——应对治理不力和阻碍疾病控制工作的系统性问题。判断为什么存在这种不愿强力推动积极变化的情况，是相当关键的。

同样，有地位来倡导变革的国家和国际专业协会可利用其地位发挥更好的效果，对各国政府和捐助组织施加压力，使其听取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士的建议。如果协会施加这样的压力，关键的问题就可能被提到国家或国际议程上。例如，这些问题可能包括实施改善生物风险管理时，实验室的核心资金尚不可用（许多国家都是如此）。要更清楚地了解卫生政策和卫生实践之间的失谐，就有必要来讨论这些问题。

最终，让世界在面对新兴病原体时变得更安全需要多重方法，包括改进生物伦理道德教育（正如我们这些作者在第一轮文章中所讨论的）和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正如我们在第二轮文章中所讨论的）。也需要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卫生从业者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来实现系统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