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弗雷德里克·阿伯特和艾哈迈德·阿卜杜勒·拉蒂夫都在第一轮文章中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阿卜杜勒·拉蒂夫的关注点在于：知识产权和气候变化的相关讨论必须是"结构化和渐进式"的。阿伯特强调了"中间道路"有可能"使较贫穷国家获取替代能源和减缓技术，而不需诉诸强制许可。"虽然两位作者的论述都很有分寸，但他们的文章还是共同地突出了一个现实，即对于试图获取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知识产权是一个问题。

正如阿卜杜勒·拉蒂夫提到的，人们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体现在 1992 年第一场地球问题首脑会议表决通过的可持续发展蓝图《21世纪议程》中。但在 1994 年，作为范围广泛的贸易谈判的结果之一，发达国家成功地将一项国际条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 TRIPS ）强加于发展中国家，该条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进行了规定——包括在所有技术领域中授予专利的义务。两年后，印度政府提议对该条约进行大量修改，以促进无害环境技术的转让。其后，厄瓜多尔建议，那些对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至关重要、应该推广的发明，应根据个案情况，免除其专利保护。厄瓜多尔还提议，在特定情况下，应缩短此类发明的专利期限。对于这些提议所代表的基本关切，世界贸易组织尚未采取切实行动加以应对。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中，尤其是 2010 年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气候大会上，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了知识产权问题。然而，发达国家强烈抵制了所有涉及知识产权的提议。甚至连以中立角度提及 TRIPS 协议中明文规定的、可对强制许可等"灵活性"加以利用的权利时，也遭到发达国家的抵制。阿伯特正确地指出，在需要时，所有国家都有权通过强制许可越过专利。但发达国家极不情愿承认这一点。

对于在国际论坛（不论是世界贸易组织还是联合国框架公约）中应对知识产权和气候变化相关议题，发达国家展现出如此的不情愿，这是不具建设性的。他们的不情愿所发出的信号是：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现状是无可争辩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关切甚至不值得讨论。本质上，发达国家否认问题的存在。但问题的确存在——让私人占有创新的体制，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世界的绝大部分）对新技术的引进延迟 20 年（专利的正常年限）。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应对这一挑战需要着眼于长远，立足于公平与团结。负责任的国际社会不能简单地逃避知识产权和气候变化相关问题；各国应该促成对这些议题的严肃讨论，并确保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尤其包括科学家和民间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