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聚资本，应对气候变化

卡洛斯·科雷亚在其第二篇文章中着重论述了发达国家顽固的抵触态度，以及其在多边论坛中讨论知识产权和气候变化技术时的产业利益。这种抵触态度的原因似乎相当明确：这些国家和产业试图先发制人，抢先阻止开展极具争议性的讨论（如关于知识产权和药品获取之间关系的讨论）。发达国家及其产业的担心是，谈判将导致专利（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弱化，进而致使其未来收入来源减少。

当知识产权和气候变化最先成为一个讨论话题的时候，我和其他人都曾强调：在开展任何旨在修改贸易规定的对话之前，必须先收集经验证据，了解知识产权对清洁能源推广到底有哪些实际和潜在的影响。在我看来，关键问题曾经且现在依然是：如何最佳地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寻求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案。从抽象角度而言，科雷亚认为知识产权可能对发展中国家获取气候变化技术造成障碍，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要记住，《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已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许多专利方面的灵活性，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需要或想要就修改规定进行谈判呢？

回答这一问题时，要记住重要的一点是：知识产权对如何积聚资本、抗击气候变化有着影响作用。例如，政府补贴对促进创新起着重要作用——若政府出资支持研发，则应保证公众享有获取相应成果的权利。但是，由一国民众出资支持的研发，是否应该让其他国家“免费”获取其技术成果，不论这些国家的发展程度如何？研发成本如何在各国之间公平地分摊？

实际情况是，各种领域——从健康产品到智能手机、从高清电视到替代能源——都在互相竞争，争取资本。资本可能来源于公共或私营部门。在较高收入国家，有着大量私营资本，但此类投资是以经济回报预期为基础的。

专利的功能是使技术进展“证券化”，即允许其买卖。专利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合法方式，以便将资本贡献给新技术的开发，或者贡献给已开发技术的推广。在技术企业中，专利促进着资本的积聚。

不论在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大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都往往是一种资本密集型活动。用非专业的话来讲，就是花费很多。从实际角度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气候友好型发电技术转型时，都需要引进外资。这些资金可能来自公共或私营部门，也可能由世界银行或其他实体提供完成此类转型所需的足够资金。但对于全球公共资金能否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历史经验给我们打了一个问号。诚然，我更倾向认为，私营部门的投资是必须的。但是，私营部门投资的方向取决于激励因素。通过专利，可获得高于市场平均的回报，因而可以将投资吸引到特定技术或领域。

在第一轮中，我主张走“中间道路”可以“使较贫穷国家获取替代能源和减缓技术，而不需诉诸强制许可。”也就是说，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资源应该合并。政府政策应该促进合资企业，便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获得发达国家企业的资本（包括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迫切问题时，这或许是综合利用时间和精力的最佳方法。

专利是产业政策的一种工具。究其本质，并无好坏之分。但是，专利的使用不应该不受监管——公众利益必须得到维护。专利体系的一个主要难题是，支持加强专利保护的人们往往把专利描绘成碰不得的产权。但是，所有类型的财产都受到监管。专利及其衍生的产品或服务也不应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