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碳污染——而非碳污染制造者

对于碳排放而言，人口是一个重要变量吗？当然是。但人口绝非唯一变量，对碳排放也绝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以中国为例，最近数十年来，其人口增长与碳排放增长趋势相去甚远。自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施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增长显著放缓。平均人口增长率在1987至2000年间为百分之1.25，而在2000至2014年间仅为百分之0.56——后一阶段仅为前一阶段的一半。但是，碳排放的趋势则完全不同。二氧化碳排放年增长率在1987至2000年间为百分之4.75，而在2000至2014年间则上升至百分之12.7——后一阶段为前一阶段的两倍多。

这与Kaya恒等式完全一致。根据这个恒等式的表述，二氧化碳排放量等于四个因素的乘积——人口是其中一个因素；另三个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用能源量），以及碳强度（所用每单位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量）。这“另三个”因素可以最终归结为一个数字，即人均排放量，当人们的行为发生变化、国家取得社会进步时，这个数字会下降。正如东亚、西欧、北美的经验所示，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可以降低人口增长率。所以，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佳方法是通过改变行为，而非限制人口。

管理和治理。二氧化碳排放是一种污染。即便如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权排放二氧化碳。不幸的是，有很强的激励因素促使个人不顾集体利益，制造超量的二氧化碳——也就是说，形成了“公地悲剧”。为了降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对人们的排放行为加以良好的管理，而这又需要建立低碳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碳治理。

除了公共交通系统（如地铁、高速铁路）以外，低碳基础设施还包括低碳发电系统（如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厂），以及连接消费者和低碳能源的电网。近年来，在我出生的中国西南四川省，许多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千百年来，居住在四川的农业家庭在烹饪时一直依靠燃烧生物质。但1990年代初起，当地人开始燃煤做饭。遗憾的是，四川出产的煤炭质量普遍不如中国其他省份，硫含量较高，热值较低。然而，2014年3月，四川南部的龙王庙特大天然气田的开发启动。不久，管线开始从气田向临近城市和村镇输送天然气。天然气价格虽高于煤炭和生物质，但农民踊跃接受了天然气烹调，因为天然气更为清洁，天然气灶的火焰控制也非常容易，而这对川菜烹饪很重要。天然气管线和其他基础设施为四川农业家庭带来了一场能源革命——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远低于煤炭，可减少人均排放量。

对于减缓气候变化而言，建立良好治理与改进基础设施同等重要。如果消费者无法或不愿使用，低碳基础设施也没有多大价值。不便利和高成本可能会削弱低碳基础设施的吸引力——例如，如果地铁和高铁系统过于昂贵，乘客将敬而远之。某些实体甚至可能故意让低碳基础设施的使用变得不方便。例如，中国的电网由两家国有企业——国家电网和中国南方电网——垄断。相较于风能等间歇性能源，这两家公司更喜欢煤电和其他热电，因为它们更稳定。在中国当前疲软的经济环境下，热力发电可以满足几乎全部电力需求，因此电网公司故意让风电较难入网。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要得到绿色电力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所以，即便低碳基础设施完美建成，如果治理和管理水平低下，使用率也会很低。

要降低人均排放量，需要依靠税收政策支持、定价、资金等多种因素。例如，政府可通过对煤炭和石油征收碳税，使高碳能源原本外部化的成本“内化”。通过实施碳税、补贴可再生能源，政府可以支持氢能、风能、太阳能等低碳能源发展。

教育为本。随着社会变得富有，限制或减少人均排放量是否可能实现？当然，富人什么都能消费更多，包括高碳能源。另一方面，最近达成的巴黎气候协议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其暗含的思想是：穷国如果手头有钱，就能减少碳排放。但在当今中国，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威胁，即二氧化碳排放会因为贫困而增加。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许多中国人越来越难以为低碳能源的额外价格买单，地方政府也越来越难以为此类能源提供补贴。实际上，一些政府机关和贫困消费者正在回归煤炭等廉价、高碳的能源。经济疲软也正在使中国的空气质量恶化，削弱人们对减缓气候变化的雄心。未来经济走势将如何影响碳排放，目前尚无定论。

为了减少碳排放，除了建立低碳基础设施和良好治理之外，还有一个必要因素：提升教育质量，特别是为女孩。良好的教育帮助人们理解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拥有良好教育体系的发达社会中，高碳能源的消耗最终或将成为禁忌。同样正如东亚、西欧、北美的经验所示，特别为女孩提供良好教育，将能帮助女性追求职业生涯、延缓和减少生育。这个过程自然将会减少全球人口，并且间接地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