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风险的核策略

六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又称"里约+20"，被多方批评未能就气候变化及其他全球问题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毕竟国际社会近年来解决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方面，尤其是在发展中世界，进展甚微。在我的祖国尼泊尔，冰川正在退缩，生成新的湖泊，对生活在低海拔沿河地区的人带来可怕的风险。喜马拉雅冰川融化也威胁着尼泊尔、印度和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饮用水的供应。

由于这些风险，很自然地，发展中国家 — 特别是经济增长率高的中等收入国家 — 在寻找化石燃料的替代品。核能正是其中之一；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报导，核能可发电而不造成碳排放，是大量发展中国家正在考虑发展核电的一大原因。

但是，几个问题阻碍了核电在发展中世界的扩张。比如，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对这一有望因气候变化的恐惧而兴旺的行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这起事故的发生提醒了人们，即使承认核电的积极作用，使用核电仍存在极大的固有危险。除了福岛事故这样的危险外，这些危险还包括武器扩散风险的增加。

然而，使得问题更复杂的是，遏制核扩散跟促进和平利用核能这两项努力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时代。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大力推动世界各地和平利用核电，并且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能为和平服务"计划为1957年建立IAEA创造了有利的氛围。但毕竟，1945年朝日本丢下两枚原子弹的是美国。时至今日，IAEA促进和平利用核能以及阻止核武器扩散的双重目标有时看起来仍是相左的。

称IAEA只关心阻止核技术的军事应用当然过于夸张，但该机构及其理事会有时被描述成对最强大的成员国有不当偏爱 — 使其对核扩散的关注显得大大超过了对核能发展的关注。该机构已被指责就一些《核不扩散条约》（NPT）签署国所谓的核扩散活动公布有缺陷的报告；例如，2011年11月对伊朗的一份报告已经受到了严厉批评，而且批评不仅仅来自伊朗人而已。反正，该机构对促进推广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承诺似乎与其在扩散问题上表现出的劲头并不匹配。

再以伊朗为例。IAEA和一些大国已在大力制止该国的武器化进程。伊朗跟五个公认的核武器国家以及德国之间的最新谈判并未取得积极成果；但在伊朗问题上已投注的精力似乎远远大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核电权利的努力。

朝鲜的情况也是如此。该国2003年退出NPT条约，并在2006年和2009年进行了核装置实验，可以说是由于 — 至少是部分由于 — 美国未能实现1994年《框架协议》中的承诺。根据该协议，美国要在朝鲜帮助建设抗扩散设计的轻水反应堆，并向平壤提供重燃料油以弥补朝鲜因终止其宁边核反应堆的运作所带来的电力损失。这些轻水反应堆一直都没完成；燃料油的运送也在2002年暂停了。目前，解决朝鲜核危机，就跟以往一样困难重重。

因此，IAEA（以及主要大国）未能在朝鲜阻止核扩散，在伊朗也濒临失败。说句公道话，该机构是设计作为预警系统，而非警察部队的；如果该机构认为某国未遵守NPT条约规定的义务，它能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让联合国安理会注意该违约情况。不过，正如伊朗和朝鲜个案显示IAEA有时没有能力达成NPT条约的防扩散目标，该机构在促进推广和平利用核技术方面有时也是失败的。这也许表明了推广核动力堆跟禁止核武器之间的深刻冲突正在起作用。

障碍和解决方案。但是，不能把一切归咎于IAEA。商业考虑有时在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是无助于实现"和平的原子能扩大利用且不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这一目标的。恰当的例子就是2008年美印核合作协议，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施加压力，说服核供应国集团授予印度这个非NPT条约签署国出口管制的豁免权。在这个例子中，核不扩散机制外的核武国获得了参与该机制方能享受的诸多好处。这样的做法对核不扩散机制的完整性毫无建树，因为所有渴望发展核能的国家都应有信心相信这个制度是公正的。

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在核能发展的利弊间还是可能达到一个可接受的平衡的– 无论这风险是类似福岛的事故或是秘密追求发展核武器。建立这样一种平衡，可能要依靠发展具有增强安全功能的先进反应堆技术，其他有用的方法还可能包括核燃料循环多边化，以及相应加强控制核设施和核材料的多边框架。如果能建立一个强化的框架，让所有国家都有信心，那么保障措施和安全方案就能不断提高。这样，就可能铺好一条路，通往一个负担得起成本的国家都会和平使用原子能的时代。若要避免气候变化带来最有害的影响，这样的一天必须尽快到来。

这次"圆桌讨论"的参与者被问到，鉴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核能是否值得发展中国家冒风险。在研究这个问题上，我的国家南非提供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镜头。

南非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曾有过种族隔离制度。人们不那么了解的，就是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成为国际弃儿时，国家的决策精英对关乎国家生存的威胁作出了回应，大力发展科学、工程和技术。表现之一是核武器计划。

在向民主过渡的期间，南非废除了核武器计划，并于1991年加入《核不扩散条约》（NPT）。南非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自愿放弃核武器的核武国家。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南非在思考核扩散和核能问题上处于独特的位置。

需要水. 如今，关乎南非生存、当然也是南非能否繁荣的最大威胁，可能就是缺水 — 这一问题跟气候变化紧密相关，下面也将进一步解释。

南非是地球上最干旱的40个国家之一。它位于三个全球天气系统之间  — 热带辐合带、南大洋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 — 这使全国年均降雨量只有495毫米（mm），相比较全球平均为860 毫米。南非水资源的挑战如此严峻，国民经济能够存在完全是因为水利工程计划推动河流在全国范围内流动。

让问题更复杂的是，国家多数经济活动都在腹地，位于高且干燥的中部高原上进行。约翰内斯堡不仅是南非的，也是非洲大陆的经济首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不位于河流、湖泊或海边的城市。它地处海拔约1800米，横跨区分奥兰治河及林波波河流域的大陆分水岭。

奥兰治河及林波波河分别流入大西洋和印度洋，对南非经济至关重要 — 但是只有很小比例的全国降雨最终转化成这两条河流的河水。例如，奥兰治河流域的转化率仅为3.4％。这意味着，整个流域地表100个单位的降水中，只有3.4个单位变成了河水，从而可被用于工业。其余的降水都在蒸发过程中失去了。气候变化可能会使本已很低的转换率由于蒸散量增加而进一步下降。

南非一直试图通过大坝建设解决长期缺水的问题，但大坝建设达到了极限。在奥兰治河流域，大坝总存储容量已惊人地达到了河流年平均流量的271％。也就是说，奥兰治河上的水坝储存的水量，是假设没有水坝时可从该河流过的年均水量的约3倍。这就意味着，水资源的限制使南非能否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以及能否为所有人提供充分就业成为问题。

更热，更干. 气候变化及其新的与不明确的风险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南非河流流域环境温度的增加将加剧蒸散量并破坏已经难以预测的天气模式。而随着这些重点区域的环境温度增加，南非河流富营养化的问题可能恶化 — 当前已有三分之一的南非可用水资源处于高度富营养化的状态（即河水含有丰富的溶解矿物质，从而让过多生物得以存活，最明显的是蓝绿色藻类）。

作为一个深度参与水务部门战略规划过程的专业人士，我认为除非我们能发展出高度的回收精神，否则南非没有未来。如今，国家水资源供应每年能保证达380亿立方米。这个数字到2025年需要增加至650亿左右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假设就业所依赖的用水模式没有变得更有效率）。这意味着，南非每年将不得不从我们没有河岸权的河流（赞比西河或刚果河）多得到270亿立方米的水 — 或者我们每年将不得不回收国家总水资源约1.7次。但实际上，回收就意味着海水淡化，因为必须除去水里过量的矿物盐和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而这需要大量能源。

当前南非的能源平台集中在燃煤，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核能则将全然不同 –尤其是如果南非兴建使用钍为燃料的核电厂。事实上，南非有利用基于钍燃料反应堆的理想优势。首先，本国拥有庞大的钍储备，目前钍被当做废矿物，鲜有商业用途。第二，南非因已放弃其核武器计划而在核事务中占据道德制高点，因此，它是率先使用钍的合适之选，钍这种燃料具有更强的防核扩散性能。还应当提到的是，南非是相对少数几个已经利用核能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且在这一领域并不缺乏技术能力。

南非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家如何解决缺水的困境，以及在资源的限制越来越大的同时创造就业的能力。南非若要满足这些挑战就必须实现广泛的改变。由于腹地恰巧位于高原，抽水上去就需要大量能源；其主要工业可能最终将不得不搬迁到沿海地区。所有的可能情况里，海水淡化将成为国家经济的水力基础，这也意味着核能更大的潜在作用。

南非享有丰富的铀和钍。但只有后者才可能提供南非经济发展所需的相对清洁的能源，同时也不带来新的核扩散风险。

鉴于气候变化的危险，核能在发展中国家是否利大于弊，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发展中世界不同的群体对利弊的看法差别很大。

为了这篇文章，我将发展中世界的人分成两类：受益组和风险组。受益组主要是穷人，面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包括干旱、热浪、海平面上升、更频繁和更强烈的风暴、粮食短缺等，是相当脆弱的。因此，这些人可能会在核能及其潜在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效用方面看到显著的好处。另一方面，风险组更有能力适应气候变化。因此，可以预料的是，他们在发展核能方面将比穷人感到更大的风险。

政治学家Francis Fukuyama写道，"有钱人在历史上多数时候都对政治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考虑到风险组比受益组经济状况更好，政治影响力的阶级失衡可能会对核能在发展中世界进一步发展造成极大阻碍。

使这一障碍更难克服的是，多数核反应堆必须建在水源丰富的地方（尤其是沿海或河岸地区）。把这些设施建在近水地带也是出于方便，因为靠近水可使运送建造和维护核电站所需的大件重型设备变得容易。但沿海和河岸地区也是风险组的人最有可能生活的地方。（以中国为例，受益组的人或许不在这些地区生活）。繁华的地区跟适合建核电站地区重叠，这对进一步发展核能带来不良的影响 — 尤其是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

对处于经济有利地位的风险组而言，核能只不过是一个能源选择而已。同时，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可能在他们看起来像一个遥远的威胁。然而，福岛事件规模的核事故将威胁到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福祉。因此，对核事故的恐惧使风险组的人有强烈的动机选择"不要在我的后院"这种邻避主意的态度。

因为风险组比受益组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更大，所以在发展中世界发展核能看起来面临极大的困难。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对政府普遍持有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政府是否有足够能力监管核工业，持有这种怀疑态度是风险组和受益组的共有特点。

政治考量. 福岛事故后，中国中央政府立即停止了评审新的核电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急于重启核项目，但中央政府对于是否同意恢复一直犹豫不决。然而，今年5月31日，有迹象表明中央政府可能恢复发展核能。但核能目标发电量急降。2011年初，有人设想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到2020年将达到8600万千瓦，然而当前的预测仅为增加至6000万千瓦。

这一下调体现了中央政府认为在后福岛时代必须践行的谨慎态度。当然，中央政府已经花了大量时间权衡风险组和受益组的意愿。政府的计算主要包括核能的经济与环境收益跟万一发生核事故 — 无论可能性有多么低 — 所带来的经济与环境损失之间的比较。

中国除核能外有大量措施帮助应对气候变化。这些措施包括进一步发展天然气等低碳能源，或者风能、太阳能等零碳能源。中国政府也默许地方政府采用如大面积停电等非常规措施，以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 — 实际上2010年下旬已经这么做过了。但是，中国哪怕是只发生一起严重的核事故，即使没有福岛事故那么糟 — 尤其是假设核事故发生在中国三大最繁华的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 — 那么这对中国将是经济灾难，对中央政府将是政治灾难。事实上，这样的事故或许远非中国政府能够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