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需求，环保意识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社会学家观察到，随着社会越来越繁荣，人们的价值观从物质转移到了后物质主义。也就是说，当人们开始相信其经济和人身安全得到保证，他们更加重视以前认为是奢侈品的东西，例如自主性与自我表达。这一过程帮助发达国家产生了环保运动。这些运动可能一开始源自局部地区对当地空气质量和水质的担忧，但现在包括了全球性的问题，如气候变化、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而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环保积极主义则往往是贫困而非富裕的产物。由 Chico Mendes 带领的保护巴西热带雨林的斗争，在喜马拉雅山拯救森林、保护水土资源的 Chipko 运动，马来西亚本南族人制止伐木的努力都是农村地区的穷人为了保护生计而奋起抗争的例子。但近年来，后物质主义的环保主义及穷人环保主义已开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交汇。在印度和肯尼亚等国，受过教育且有志于采取对环境负责的行为的中产阶级，已跟穷人一起应对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环境挑战。自从工业革命开始，化石燃料推动经济增长——但从开采到加工到运输到最终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是世界不能再承受下去的。很显然，能源系统必须变得更加可持续。未来能源系统的建立应该围绕——除能源效率外——大大增加清洁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使用。国家能源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市场带来的变化，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所在。

在能源系统重组上，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与工业化国家不同。能源和经济增长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对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国家意味着各种问题。发展中国家必须同时保证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能源，管理向低碳能源系统的过渡，并帮助最脆弱的人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本质上来说，这是有名的"能源三难"，即能源安全、能源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解决"三难"中的每个元素是迫切必要的，但要成功地解决三个元素非常复杂，因为三者相互联系在一起。

在未来几十年，快速发展的国家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例可能会不断增加——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但在最贫穷的国家，最大的挑战仍然是能源使用本身。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也尚未将气候变化完全纳入能源政策中——因此，最贫穷的国家甚至压根未考虑过能源系统改革，也应该不令人意外了。

不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在经济上取得进展，并为本国公民提供社会公平，迟早都将不得不接受一种新的思维——一种态度，认为减缓气候变化、可持续能源系统及经济发展要携手并进。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决定，建立更环保的经济是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以中国为例，涵盖 2011 至 2015 年的五年计划将清洁能源产业和相关技术作为"支柱产业"（还有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据报道，中国政府将在五年内向这些产业及技术投入超过 17 亿美元，这些投资代表着朝绿色能源前进的市场"推动"，能效方面的措施则代表着市场"拉动"。不过，减缓气候变化的绿色经济这个维度并不仅是中国人的想法——比如泰国和我的祖国马来西亚都有类似的政策框架构建。

向可持续能源系统前进之旅正在展开，但各国目前只迈出了婴儿般的小步。如果现有的可持续发展项目规模扩大，如果法规能更好地鼓励市场力量，那就可以加快各国的步伐。此外，对政府而言，鼓励那些可向公众展现创建可持续能源系统的优势的短期干预政策，是很重要的——例如，加纳已把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与至 2020 年全民都能用上电这一目标结合了起来。这样的信任建立是至关重要的。过去几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政府、企业和公众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关注下降。对绿色能源的投资可能还清"气候账"的时间窗口可能正在逐渐缩小——并且一旦这窗口关闭，影响将是极其严重的。

世界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负有最大的历史责任。但是，随着之前未参与经济发展的国家试图迎头赶上，它们在破坏生态上也同样正在迎头赶上。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用地被转用于工业、基础设施和电厂。大规模开采矿物和化石燃料，创造各种污染。快速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即使与那些工业化国家相比，其人均排放量可能仍然很小。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一样对地球上的资源有庞大的需求，人类正开始越过危险的生态阈值。

这一切的生态危害都会伴随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影响——在工业化国家，大量百姓的生存都直接依赖于自然和经过调整的生态系统。例如，印度约有 7 亿人的生计直接依赖于农场、森林、草原、湿地和海洋栖息地，环境恶化对他们而言是严重的打击。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印度环境恶化的经济代价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5.7％，且由穷人过度承担高昂的代价。能源生产及资源开采也都可导致百姓搬迁、文化破坏和疾病。

有些国家要对损坏环境负主要责任；其他国家则因环境损坏而受苦最多。但这种不公平情况并不仅发生在各国之间，在各国国内也是一样。截至 2007 年（这些计算数据可用的最近一年），印度最富有的人须负责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比最贫穷的人大 4.5 倍。再按人均计算，印度约 1.5亿的人口须对二氧化碳年排放量高出 2.5 公吨（将气温增加控制在 2 度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负责。

印度经常发生针对电厂、矿山作业等的大型抗议。示威者往往是农民、渔民、牧民或印度原住人（Adivasi），他们反对把农田、森林、水或其他资源用于他们无法受益的开发项目。印度几十个矿山、水电、核能及工业项目由于这些抗议而停滞不前。（即使在一个不太民主的国家，例如中国，每年也有数以千计反对土地征收的抗议活动的记录。）印度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已加入这些运动，新兴的公民社会部门围绕着环保及人权。许多人，无论是来自直接受影响的社区还是中产阶级，都发现自己从根本上质疑着经济增长的模式并在寻找替代的模式。

可持续消费。能否在除贫的同时不破坏人类与其生活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呢？一些国家的政策措施和基层的努力证明这样的途径是存在的。仅印度就可以举出数百个令人鼓舞的例子——保证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农业项目，甚至能确保低降雨量地区供水的分散式采水法，以及提供体面而无污染的工作机会的小型制造和工艺举措。同时，分散式的能源举措适合广泛应用，比起传统的大型能源项目（依赖低效的集中式电网），能更快到达穷人，这些正在得到证实。所有这些方法都直接解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愿望——相比而言，传统的发展举措则主要试图推动快速增长，并希望一些好处能够渗透到穷人。

但减缓气候变化和解决其他环境问题也要求限制消费。例如，巨大的浪费困扰着能源供应链，因此改善效率是必要的。必须建立充分的公共交通系统，结束私家车的统治。施工方法及材料应该大大降低其能源密集的程度。

并且必须遏制过度个人消费。做到这点的一个方法是建立一条"可持续的消费线"，越过这条线的消费都将被劝阻或禁止。有了这条可持续的消费线后，就不会出现把所有消费视为合理的情况——相应的，大自然对供应的限制将限制消费。一条可持续的消费线可能组成我在别处称为激进的生态民主的一部分——一个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安排，让全体百姓和社区有权利及充分机会参与决策过程，这一决策过程将启动生态可持续性和人类平等的双支点。

建立激进的生态民主将带来政治、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的挑战。它要求抛弃当今的主流价值观——个人主义、消费主义、财富积累、收益最大化、排场等等。这些价值观将被一系列不同的想法代替，比如权利来自责任，资源是全球共有权的一部分，幸福的来源可以是更好的社会关系、更深层次的精神财富、对"知足"的理解以及大自然本身。

只有通过对人类活动的这种根本性的重组，才可以解决穷人的需求并解救地球。这样的重组将是一项艰难而长期的工作，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

在发展中国家，产生能源的代价和好处鲜有得到公平的分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泰国的北蒙河大坝（Pak Mun dam）。此项目只能产生足够一家曼谷大型购物商场使用的电力，并且世界水坝委员会（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已判定它从经济角度来说并不合理。而且兴建这个大坝致使 1,700 户家庭搬迁，并破坏渔业，影响了 6,200 户家庭的生计。

令人鼓舞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环保意识，但如果他们的环保意识仍然停留在表面，那么结果只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可能会造成"绿色（环保）种族隔离"，即富裕地区从位于偏远地区的污染性能源项目中获益。例如泰国——一个较其邻国而言相对繁荣的国家——越来越多地从位于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环保法律及执法机制宽松的国家）的破坏环境的水坝或污染性的发电厂获取电力。对于许多泰国人而言，这些设施的负面后果仍然是眼不见，心不烦。

这一切看上去似乎是消费阶层以穷人为代价，不公平地享受着各种好处。但事实是，泰国能源投资越来越多是由公司的贪婪所驱动，而非泰国中产阶级的喜好。由于许多政府高层能源规划者同时兼任私营能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因而扭曲了规划过程，滥造了大量不必要的工程。少部分人从这种官商勾结的腐败中获利。消费者被绑架，为多余的破坏性的能源企业买单。所以将中产阶级的环保关切定性为虚伪是不公平的——就如同不考虑穷人的环保关切，认为其"反发展"，一样不公平。

分配不均。能源从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是常见的——国家内部、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但矛盾的是，能源出口国往往本身能源贫乏。例如在缅甸，只有 26％ 的人口用上了电（用电甚至是间歇性的）。但根据一份亚洲开发银行 2012 年报告，该国一半以上的能源用于出口。

从全球来看，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大量能源，大量利润，但两者都分配不均。世界近13 亿人缺电，而世界财富的 46％ 集中在最富有的 1％ 的人手里。能源项目不仅没有使穷人获得现代能源服务，而且常常使他们流离失所，污染自然环境或造成环境恶化。

贫困之所以存在，并非因为世界上的财富太少，而是因为全球经济体制是不公平的。正如甘地所说："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望"如果人们把全球经济想象成一个三维空间的物体，那么它大致看起来像一个金字塔，不过塔顶很高很尖，塔底很宽很分散。前 1％ 的人占据最顶端，而穷人则集结在底部。只要底部的人能被安抚，相信未来能过上舒适、便利、便捷、新颖的生活，这个系统就能继续运作下去。但到某个时候——由于不平等不堪忍受、资源稀缺、气候变化或其他环境灾难的累积——这场全球化盛宴终将完结。

是的，世界必须更好地满足经济金字塔底层人们的基本需求。但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满足这些需求不可能通过继续走一条"经济无休止增长且能源需求越来越高"的道路。事实上，如果人类要避免气候上的大灾难，必须快速降低化石燃料的消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一样。

但是，摆脱化石燃料将异常困难。除了供能外，这些燃料已成了从化肥到塑料等一切物品的基本要素。化石燃料是资本的产生和积累的引擎。它们节省时间、劳动力，输送国际贸易，是进步的标尺，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保证，是伪装成给人便利舒适的药物，使人上瘾。它们使得生产设施可以迁移到任何有廉价劳动力的地方。它们产生了移动的可有可无的劳动力。它们使得地理变成了抽象的概念，现在任何地方的资源对跨国公司而言都是"公平的游戏"。它们是利用全球劳动力和资源积累资本的必要前提。化石燃料在全球经济中如此根深蒂固，要减少对它们的依赖就需要做出彻底的变革。

遗憾的是，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并不像转换到替代形式的能源那么简单。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必须在任何经济上合理的地方得到利用，发挥它们的最大潜力。不过，虽然一些国家拥护绿色能源，但是鲜有国家在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实现了有意义的削减。而且绿色能源往往只是应付的空话——或遭到彻底反对。简单地说，绿色能源并非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万灵药。与此同时，核电项目则太昂贵，导致过多环境及核扩散风险，而且工期太长。核能应该被排除。

那么，全世界应该怎么从它自己挖的化石燃料的洞穴里爬出来呢？通过建立基于满足人们，包括后代子孙基本需求的全球经济。各国政府受到公众及非政府组织催促且负有责任，可采取一系列有助于创造这种经济的措施。

政府应立刻放弃进一步巩固化石燃油经济的政策。不应再新建燃煤或燃气电厂。应该放弃超级高速公路的计划；应该停止石油特许权的拍卖；应该撤回给任何主要服务出口市场的能源密集型行业提供的补贴和税收优惠；也应撤销对能源和化学密集型农业的支持。

其次，应该对碳排放征税或增税——对资本收益、投机性资金流动和遗产也是。同时应减少对劳动征税。整体税收会增加，而这些资金应该投资于绿色能源、卫生、教育、社区赋权，并朝着自给自足、可持续性和满足基本需求的方向重新调整经济基础设施。

这一切的长远目标将是经济再次本地化。投资将来自当地，消费将源自当地。自然资源须由当地管理。利润则将以改善的健康状况、更强大的社区以及更清洁的环境的形式体现。比起赚钱，人们工作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求——他们自己的需求、别人的需求以及每个人子子孙孙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