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利于气候：善治还是绿色生育？

人们在讨论人口对气候变化的作用时，有时候会混淆两个概念：人口增速和人口规模。当然，两者是相关的。但是，谈到如何利用政策选项减少人口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两者则有着显著差异。

本次圆桌讨论中，王海滨的第一篇文章中有一个将两者混淆的例子。的确，正如王写道，中国的人口增速在1987年到2000年间为百分之1.25，在2000年到2014年间降低到了百分之0.56。但是，王的错误在于，不仅淡化了人口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而且将中国的排放增速加快与人口增速放缓进行了对比。他忽视的是中国的实际人口数量：1987年10.9亿人，到2000年增至12.7亿，到2014年增至13.7亿人。即使近年来的人口增速比起前些年放缓了，但人口增长的数量仍然非常可观。事实上，这一部分增长的人口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然，倘若人口增速未能从1980年代开始放缓，中国现在的碳足迹会沉重许多。中国共产党声称，一孩政策避免了4亿人的出生——这一数字大于全球任何国家的总人口（印度和中国自身除外）。一孩政策不能被宽恕。但还是必须承认，这一政策对于全球环境的作用大于全世界其他任何一项国家政策。

幸好，我们可以通过不同于一孩政策、尊重人们自主生育选择权的政策，来影响人口增速。但这对于人口当前规模行不通，若要大幅改变人口当前规模，只能通过种族屠杀和强迫驱逐等难以想象的行动。

因而，反过来我也同意王在第一轮中的观点：“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佳方法是通过改变行为，而非限制人口。”我同意的原因是，在任何情况下，限制人口都是不道德的和犯罪的。但是，要限制人口的增速，可以通过全面普及计划生育服务、鼓励女性晚婚、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来实现。这些有效的政策工具可以为个人、社会和环境带来巨大益处。事实上，谈到为了环境而改变行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帮助女性避免意外怀孕。

王表达了极大的信心，相信通过善治可以应对气候变化，也相信一旦善治将个人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个人将有能力以有益于环境的方式行动。但是，他也言过其实了。例如，他写到“治理水平低下的地方，人口多可能造成更多污染”，然而在治理良好的社会中，“人口多只会增加人们发现绝佳解决方案的机率，有助于面对挑战。”他推理的问题在于，富有国家比贫穷国家污染更多，人口多的国家比人口少的国家污染更多（所有其他条件都相同）。

这并非否认应对气候需要对地球系统进行善治。类似地，消除贫困也部分取决于建立良好的政治治理。但是，如果能在世界所有地方将性与生育分离，那么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终止贫困就会容易得多。为了打造绿色经济，从而在帮助人们脱贫的同时，防止气候变化产生最糟糕的结果，结束意外怀孕的暴政是关键一环。

所以，我们的同行阿丽莎·格雷夫斯所倡导的“绿色的性”，是一种正确的理念。让我们一同迈向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