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是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

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消耗自然资源，因而会产生碳污染。人口越多，碳排放越多，对环境造成的后果也越严重。

这种关于人口和碳排放之间关系的观点，从根本上是悲观的——而我在本次圆桌讨论中的两位同行似乎都支持这一观点。

另一种较为乐观的观点，用已故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的话来说，即认为人类自身就是“终极资源”。乐观主义者认为，虽然人们消耗自然资源、造成污染，但最终人们通过创造而带来的“利”，大于通过消耗而带来的“弊”。人们最终会找到克服污染问题的方法，甚至将污染物变成有价值的资源。

这两种对立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绝对主义。对于人口采用绝对主义方针，后果往往是问题重重。

例如，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推行了两套虽然截然不同、但均属绝对主义且问题重重的人口政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人口越多，人民越有力量，国家越强大。当时政府推行的政策允许甚至鼓励多生育。然后，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政府改变了方针，转而认为庞大的人口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了负担。因而北京推出了争议极大、普遍不受欢迎的胁迫式一孩政策。2010年，政府终于意识到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消退，因而放松了一孩政策，允许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伴侣生育第二个孩子。之后，这一政策进一步松动，现在中国基本上是二孩政策。

事实上，涉及减缓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可能是资产，也可能是负债。减缓气候变化的真正关键在于社会治理的好坏。

治理水平低下的地方，人口多可能造成更多污染。连为生存都得挣扎的地方，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消耗用得起的资源，不管这种消耗有多么不可持续、会造成多大的污染。如果煤炭（尤其是低品质煤炭）是最廉价的能源，人们就会去消耗它。此外，在治理水平低下的国家，人们预期未来资源会更稀缺，不相信社会能让他们老有所依。他们担心老无所依的风险，于是在年轻时生育许多后代，作为对自己未来的投资。这导致更快速的人口增长。

有良好治理的地方，社会是稳定的，物质必需品是充分的。当然，这将在今天导致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这也给了人们解决问题、为未来的福祉做出贡献的空间。人类或许不总是西蒙所说的“终极资源”。但是，如果人类充分利用了才能和知识，将可以稳步拓展可用资源的范围，深化资源的利用，与此同时减少污染——包括碳排放污染。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口多只会增加人们发现绝佳解决方案的机率，有助于面对挑战。善治让人们免受担忧与恐惧，给他们时间和资源达成目标，例如用低碳能源替代化石燃料。

由于全球变暖至少部分是人为造成的，个体当然必须以某种方式改变自身行为。但是，不应将气候变化归咎于普通人，而应归咎于治理水平低下。需要控制的不是人口增长，而是差劲的治理。

因此，在本次圆桌讨论中，虽然我的同行阿丽莎·格雷夫斯将“绿色生育”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但我想倡导的是绿色公共管理，包括良好的教育和社会福利体系。在全球各地实现绿色治理，对气候产生的益处将大于任何人口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