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核武器政策

By Salma Malik: CH, Polina Sinovets: CH, Reshmi Kazi: CH, May 29, 2014

核战争中，女性承受的痛苦不会比男性少, 但女性在高端政治、外交、军事以及科学和技术等领域，相应影响力不足。女性如何才能在核武器政策中增强其影响力？赋予她们权利会如何影响裁军和防扩散的努力？

Round 1

传统，裁军之大敌

By Reshmi Kazi: CH | May 30, 2014

核战争核核恐怖主义对女性和男性构成同等威胁。事实上，女人比男人更易受到对某些核危险伤害，比如更易患上与辐射有关的癌症。但无论是国际还是一国之内，女性对核政策乃至政治、军事以及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均十分有限。

在那些女性缺乏平等机会的国家，她们在所有问题上都要服从男性，因此女性在核问题上缺乏政治影响力并不奇怪。女性在印度人民院，即下议院的议员数量只占 11％，而立法和州议会本来规定人民院中女性席位占到 33％，却从 1996 年起被迫中止该规定。在巴基斯坦，女性自 1947 年国家独立伊始就取得了选举权，但女性投票至今依然遭到强烈反对。尤其在农村地区，女性投票被视为"非伊斯兰教"行为。

并非所有的社会都以男性为主导，但实在很难发现哪个国家的女性对核政策、战略或军事决策的影响力与其人数成正比。原因何在？有人可能会说，因为具有科学、军事教育或政治及外交经验的女性相对数量较少，而此类女性是参与制定核武器政策的不二人选。也就是说，可以认为女性不具有制定核决策的权利，仅仅是因为她们的性别。

此类推理有一定局限，很多国家中，女性在政治和安全舞台上影响有限，其原因不仅包括性别成见，同等程度上也受到女性传统合理性的影响。在很多国家的传统家庭中，男人通常被认为是一家之主，由他来定义其他家庭成员的社会经济角色，他代表力量、道理、审慎和保护性。这些成见也被带入现代政治环境中，通常男性领袖控制其追随者，并为他们指派工作。而女性，常被描述为弱小、感情用事、非理性、需要保护，因此无法为自己或他人做决定。

这种两性间的"天然"区别渗透了制定核政策的所有层面。例如，2013 年主题为核爆破人道主义影响的奥斯陆会议中，与会的印度核巴基斯坦代表团中，没有任何女性成员。从更广义上看，如果一位男性用"附带损失"之类中立而抽象的词语描述死亡和毁灭，传达出的信息有力、自信且阳刚。如果一位女性使用诸如"大屠杀"之类的词汇描述同样事件，其传达出的信息则具有情绪性且阴柔。因此女性使用的词汇即使更现实，重要性也不如男性使用的词汇。

暂撇下成见不论，一些研究显示，女性的侵略性确实不如男性强。2012 年出版于《英国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的一份研究报告得出结论："男人从生理上就被设定为勇士。" 2007 年，布朗大学及其他院校的一些研究者们发表了人们对虚拟战争游戏反应的调查结果。研究显示，"睾丸激素水平高的个人更容易无故对敌人展开攻击。"但如果女人比男人更爱好和平，更少卷入冲突，更人性化和更善于交际的说法是真的，那么对此的理性回应应该是，通过保证女性参与来加快裁军速度。

女性已经在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Convention）和化学武器公约（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等国际条约的制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她们在核裁军上也应该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但由于核裁军依赖外交政策、对话以及国与国间相互依存等元素，而这些元素和女性气质关联价值不高，女性很难在核裁军上施加关键影响力。最终核裁军需要的是对权力和力量的传统观念在制定政策上让步，让人类的善意成为中心。持久的和平需要消除各种不平等，包括两性不平等。

在更直接层面上，应如何加大女性对核决策的影响力？我提供两套行动方案，一套由政府执行，而另一套从女性自身做起。

政府必须认识到，女性是和平、解决冲突以及核裁军的重要利益攸关方。更具体而言，政府应鼓励女性在国际层面上直接参与防扩散和裁军行动。此外，政府在为军事开支提供成本效益分析时，应多从性别角度思考。例如，很多人认为巴基斯坦政府决定对研发及部署作战核武器的战略投资不负责任。（当巴基斯坦受困于贫穷、糟糕的公共卫生、高失业率以及低教育水平时，巴政府为了"小"核武动用大量国防开支实在说不通。）此外，政府在商讨核政策时，应该将非政府组织的观点纳入其中，比如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达成关键目标（Reaching Critical Will），以及核爆者故事（Hibakusha Stories）等等。如此一来，核冲突对女性及其他人口组份的人道主义影响会包括在核政策商讨之中。

同时，如果女性在核政策上的影响增强，更多女学生会进入军事规划、物理、武器控制及安全等领域。搞医学的女性应该研究放射物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然后将研究成果广而告之，并支持女性参与者分享对裁军一类问题的观点。

由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裁军之路还很漫长，但如果女性能对核武器政策施加合理影响，将缩短实现这一目标之路。

核政策中的女性之魂

By Polina Sinovets | May 29, 2014

很多女权主义者将有核国家视为一种有性别内涵的现象。按她们的说法，男性把核技术和性能力联系在一起。事实也确实如此，1998 年 5 月，当印度引爆了 5 枚核装置后，印度民族主义政治家 Bal Thackeray 说："我们必须证明我们不是阉人。"这一言论引得性别安全学者 Carol Cohn 在 1986 年发问："如果裁军等同阉割，真男人怎么可能打算这么做？"女权主义者也指出，男性将核武器和他们作为（女性）群体的保护者的角色联系在一起。在核政策世界中，男性觉得，他们的理性比女性的感性更合理。

如果有核国家的性别内涵消失，后果又将如何呢？根据女权主义理论，拥核的逻辑将不再站得住脚，权利等同强大摧毁能力的理论也将动摇。但尽管男子气概一直被认为是侵略或保护的同义词，女性气质则代表息事宁人或稳定，即男强女弱，但实践证明女性也可以和男性一样刚强。女性政治家和外交家，包括撒切尔夫人、奥尔布赖特和赖斯也代表鹰派政策以及颇为强势的军事行动，这意味着认为女人生性敏感以及扮演和平主义者角色的成见并非永远正确。

然而，在 Cohn 及其合著者 Sara Ruddick 看来，除了代表个体特征之外，性别也是具象征性的体系。在认识世界的方方面面时，性别提供了帮助人们构建对战争与安全思考的隐喻和价值观。这些隐喻和价值观构成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被描述成具有女性气质或男性气概，但"男性气概"的意识形态可适用于某些女性，反之亦然。撒切尔夫人、奥尔布赖特和赖斯这样在男性构建，以男性气概理念为基础世界中事业有成的女性，比很多男人还"男人"。

这一切都使讨论女人如何在核武器政策中影响力更大这一话题变得复杂，但还是有两种方法从讨论中脱颖而出。方法一，鼓励女性在国家机关和国际组织中获得一席之地，以此推动她们具有更大影响力，逐渐改变政治本身，从而带来社会经济学良知的变革。如果围绕核政治的环境变得更女性化，政治可能会变得不那么具有侵略性，最终达成全面裁军。但上述推理也有漏洞。仍以撒切尔夫人、奥尔布赖特和赖斯为例，她们到底本性阳刚，还是为了在男性主导的政界获得成功而有意为之呢？如果真相是后者，那又怎能确定核政治不会改变很多进入其中的女性的阴柔本性呢？又怎么能确定女性可以改变核政治，而非核政治改变女性呢？

方法二较之方法一更复杂，但可能长远来说收效更好，需要整个社会彻底颠覆其对男性气概的态度。如今的世界是男性气概主导的世界。真男人的事业即战争、侵略和占有。在占有手段上，核武器是象征男性气概的极致。但无论从儿童基础教育到娱乐业，如果战争和侵略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越来越小，比如电脑游戏不再为战争贴金，可能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将变得不再以男性为主导。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方法二的过程一直在发生着，纵览整个 20 和 21 世纪，金钱开始取代武力，成为权利的主要象征。这一向软权力的转变十分彻底，被认为代表从传统以男性气概为中心的世界，转变为更微妙，更受女性影响的世界。如果这一变化继续进行，女性在核政治上的话语权将更大，不仅能够直接参政，也可以通过帮助社会开发出"更女性化"的性格间接参政。Adlai Stevenson 曾说："原子本无罪，罪在人类灵魂中。"如果能将女性之魂引入核政治，减弱其侵略性，使其朝着更稳定的方向发展，核武器也会随之发生转变。

女性：从提出意见到制定政策

By Salma Malik | May 29, 2014

常常有这种说法，女性在政策问题和决策过程中具有独特视角，但事实上，女性提出的观点和"女性气质"并无关联。

几年前，现任美国武器控制与国际安全副国务卿 Rose Gottemoeller 在一次与安全领域工作的巴基斯坦女性非正式会面上，以赞赏的态度使用了"大规模杀伤女性"一词，来形容她会见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女代表。这些代表对她们的专业及其政治背景十分了解，尽管 Gottemoeller 所用词汇带有女性气质，但其实这些女性的工作成果并不带有强烈女性色彩。

再来看今年，在一次女性领袖会议上，该作者向印度外交部长 Sujatha Singh 提出了一个冗长的问题：作为一名女性外长，尤其在印巴冲突方面，她会给后任留下什么？Singh 十分果断地答道，她将留下的和任何之前男性外长所留下的没什么分别。

也是在今年我所合著的地区安全报告发布午宴上，一位女性社会活动家一针见血地向我提问：为何我的报道没有性别意识，我不得不承认，她的问题很合理。

以上经历让我意识到，很多女性，可能大多数女性都以现有的男性主导方式看待裁军、制定政策和科学技术，而不是试图建立其他新方式。政策界女性不仅必须证明她们的胜任能力，也要竭力拜托成见困挠。她们必须证明和自己的男性同僚能力相当，至少她们听起来，不应具有性别偏见。因此，政界女性通常展现出严厉、鹰派和"阳刚"的个性。

安全研究和政策制定界竞争激烈。在这些已经生存艰难的环境中，女性的数量更加稀少。因此，她们总需要尽力为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地，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意见得到重视，变得"更阳刚"，以获得更多尊重。尽管女性数量在政策界极其稀少，在高层尤甚，但实际情况比看上去还要糟——女性能否产生与她们人数相对等的影响都有待商榷。

硬与软。某些研究领域被定义为硬领域，比如核政策制定、导弹扩散、军备竞赛以及最新的网络战。上述领域总是被男性主导。其他领域，诸如性别与安全、女性权利、冲突后重建、以及政治活动被认为更软、更女性化。女性在上述硬领域没有充分发挥影响；即使她们在研究硬领域的问题，也倾向于产出不带性别色彩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男性主导的语境。女性在软领域的影响力则更强，但这些问题本身就被认为不够重要。此外，软领域的研究通常包含人类学或社会学元素，而硬领域中通常不乐见跨学科研究方法。

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在硬领域工作的女人通常倾向于更鹰派，并比她们的男性同僚更支持现有语境。同时，除了个别例外，核领域工作的女性不愿意涉猎裁军、意外核泄漏威胁，以及核废料及其对平民危害（主要是对妇女儿童的危害）等领域。尽管一些女记者和女性活动家关注这些领域，但在学术刊物或正式政策辩论中，女性在上述领域的著述寥寥无几。

原因何在？可能因为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核问题经常和国家建设结合在一起。这些国家的核发展已经走过了初级阶段，但讨论核问题的话语权实际上依旧由国家掌握，国家主导。对于任何提出意见者，无论男女，想要被信赖和接受，都需要为自己找到能够加强民族主义者对话的合适位置。

在巴基斯坦，安全或防御专业的女学生人数正逐渐上升。而且不少女学生专门研究核问题。但即便如此，这些学生并没有把裁军作为重点，或者从整体上说，没有聚焦于可能会引起颠覆现有观点，研究核问题的新角度。原因可能是教职人员有意为之，也可能是身为职场新人，她们认为，选择一条前人走过的路比自己走一条新路要容易。（此外，如果你问安全领域的年轻女性，她们的导师是谁，很少有人会提及女性导师。）

技术领域也存在同样问题。在巴基斯坦，很多接受过精英教育的优秀女性成为了杰出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在顶级研究机构中从事高层次工作。即便如此，她们很少能升至学界高位，或在核政策和决策界享有话语权。因此，这些领域女性所施加的影响力，甚至和她们本身的稀有人数都不成正比。

打破迷思。安全问题上，巴基斯坦以国家为中心，男性主导的视角已经不足以应对该国面临的庞大复杂安全挑战了。例如，冲突后重建战略等其他安全问题必须被纳入战略决策。只有通过跨学科方法，将安全研究和性别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工作以及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才能应对今日挑战。

同时，无论是在巴基斯坦还是其他地方，如果安全研究上的性别成见继续存在，该领域工作的女性在女权上将无法做出太多成就。她们会提出强硬观点，但作为政策制定者，参与意义不大。想要改变现状，需要更多女性共同努力，聚焦女性的安全问题。女性必须在政策各方面争取到更大影响，设法让女性立法者、学者、活动家和意见提出者一起，在男性主导的核语境下，创建出另外能真正达成裁军效果的语境。只要政策界女性的声音是孤立的，就永远无法打破男性专属核政策界的迷思。

Round 2

朝着掌权的平台

By Reshmi Kazi: CH | Jun 20, 2014

参与本次圆桌讨论的同行 Salma Malik 在第二轮文章中写道，"如果女性试图给自己穿上‘女权主义紧身衣’——如果她们试图为思维和表现与男性不同的核专家建立一个专属社群——那么她们将无法为自身的赋权带来多少贡献。"幸运的是，并没有给自己穿上"紧身衣"的必要；相反，女性可以赋予自己权利的同时，通过发挥道德伦理守护者的作用——许多社会中女性的传统角色——为核决策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也就是说，通过强调核战争恣意妄为的可能性，女性可以帮助其国家避免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并同时推动性别平等。

尽管如此，正如我在第一轮文章中所论述的那样，女性不能期望仅仅依靠其性别，或是通过展现传统而言与其性别相关的素质，便在核决策方面获得更大的代表性。例如，如果女性支持核裁军，她们必须处于能够创造她们所希望落实的改变的职位上。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在诸如物理、核技术和防扩散研究等领域获得专业知识，但也意味着抛开许多女性对雄心勃勃地行事与主张自己看法所感受到的禁忌感。这意味着摒除女性可能因其性别而背上的任何包袱。

允许结婚。Malik 在第二轮文章中提到，过去几十年来，巴基斯坦女性已在核事务方面的平等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印度也是如此。1949年，Chonira Belliappa Muthamma 成为第一位加入印度外交服务（Indian Foreign Service）部门的女性。她起初所面临的体制性障碍是如今很难想象的，包括该部门所雇用的女性必须得到书面许可方可结婚的规定。如果政府认为女性的家庭责任影响了她的工作，女性就可能被强制离职。Muthamma 一路克服了许多障碍，最终晋升到了外交服务中最为精英的职位。她的毅力也为后来加入该部门的女性清出了一条道路。到 2014 年 3 月为止，在外交服务部门工作的人员中已有近五分之一为女性。有十六位大使是女性。在 2010 年，印度外交秘书向国际社会阐明印度对核裁军的决心，以及对禁止首先使用核武器和禁止对非核武国使用核武器协议的承诺——而奠定了印度的这些国家意图的人正是一位名为 Nirupama Rao 的女性。

像 Rao 这样的女性必须展现出强大的能力来获得她的职位。有时，似乎那些达到了最高职位的女性不仅没被斥为"软弱"或因其性别而遭忽略，而且比起她们的男性同僚，她们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反而得到了更用心地倾听。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这些女性被给予尊重，仅仅是因为她们站在极为权威的平台上说话，没有这么多权利的女性仍然经常遭到忽视——但不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女性才必须在掌权的职位上寻求更大的代表性么？

男性和女性——处于平衡

By Polina Sinovets: CH | Jun 13, 2014

在一个最近由我主持的探讨乌克兰当前政治情况的研讨会上，一名男学生与一名女学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男学生认为，乌克兰应该寻求加入北约，从而应对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其他地方的侵占。女学生则辩称，乌克兰假设有核武器，便可轻易阻止莫斯科的侵占。

这代表了一种在乌克兰并不鲜见的性别反转。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尽管多数决策制定者其实是男性，但是乌克兰政治和决策是由"女性"风格主导的。俄罗斯政治分析家 Andrei Okara 认为，乌克兰缺少多数社会"父亲崇拜"（father cult）的特质——由于受到了来自乌克兰东部曾经的主要人口库曼（或波罗维茨）人与乌克兰南部曾经的主要人口塞西亚人强烈的母系影响，乌克兰的民俗和传统往往更为美化女性，而非男性。因此，自独立以来，乌克兰奉行的政策往往被动，见招拆招。人们几乎没有见到果断、认同感明确、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等传统的"男性"特质。

这带来了一些好处——苏联解体后，在各个大国的压力下，乌克兰迅速放弃了它接收到的核武器。但与此同时，乌克兰表现出了显著的国家弱点，没有能力选择明确的政策立场，以及对外部行为者的高度依赖。俄罗斯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吞并了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创造了暴力气氛，并将乌克兰变成了欧洲不稳定的来源。

人们是否可以合理地认为，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倾向核裁军，并且如果女性能够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她们将促进和平与安全？答案是肯定的。人们是否可以极具信心地宣称，就像如今俄罗斯的行为所淋漓尽致地展现的那样，男性风格的政治使得国家更具进攻性？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但是，过度追求或者"男性"风格或者"女性"风格，都可能会导致问题——一方面是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是进攻过度。这两种方法对于国际安全而言都是危险的。因此，适用于任何国家的合理建议是平衡地结合这两种风格——践行和平并寻求核裁军，与此同时，保持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旺盛能力。

拒绝“女权主义紧身衣”的束缚

By Salma Malik: CH | Jun 9, 2014

1927 年，有关光子与电子的索尔维会议留下了一张著名的照片，合照的是 29 名先锋科学家，他们的工作后来慢慢形成了曼哈顿计划的基础。合照的科学家中一位是居里夫人；其他 28 位是男性。

据我估计，今天在巴基斯坦，妇女在核社会（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安全分析师）的比例维持在 20％到 25％。这些数字低于应有水平，但代表了 1927 年以来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跟西方的性别比例具有相当的可比性。

但正如 Polina Sinovets 和我在第一轮文章中所讨论的，女性决策者可以像其男性同行一样强硬、残酷、好战。举个一个典型的例子，据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对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进行空袭，就是被希拉里·克林顿、萨曼莎·鲍尔和苏珊·赖斯说服的。那么，真的有任何理由认为，对裁军采取性别方法将加快核武器的废除吗？

即使答案是否定的——即使赋予女性权力将无助于核政策的改变——女性的赋权依旧重要，因为这有利于女性，并有助于建立更公平的社会。但是，如果女性试图给自己穿上"女权主义紧身衣"——如果她们试图为思维和表现与男性不同的核专家建立一个专属社群——那么她们将无法为自身的赋权带来多少贡献。相反，当女性仅单纯致力于提高其代表性、信誉和知名度时，对公平的追求才能得到最好的推进。

但是，女性无法单独实现这些目标。在许多国家，政府必须通过与执行要求工作场所机会均等、对女性友好的立法。有时可能需要配额或特殊分配，以确保符合资格的女性得到应得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将增加女性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的数量，并提高女性的公信力。即便如此，女性可能会继续撞到"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不得不通过某种方式破除这些障碍。这么做并不容易——但对于女性来说，从来没什么事是容易的。

最后，Reshmi Kazi 在第一轮文章中认为当"政府对军事开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应考虑到这些支出的性别层面。"但是，贫困和医疗等社会问题从未对国家武器装备方面的决策造成过多大的影响。新德里会否因为对孟买贫民窟、印度穆斯林聚居区或克什米尔寡妇村而放弃它的核武库？不太可能。在世界变得非常不同——即男性女性能够一样地展现各自的理智和理性之前，各国将不会基于道德伦理来制定战略决策。而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得到优先考虑的将是人类安全、可持续发展与和平主义，而非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

Round 3

母亲、妻子、决策制定者

By Reshmi Kazi: CH | Jul 9, 2014

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 Anandiben Patel 最近宣布，她所执政的政府将继续努力将该邦警察队伍中的女性比例提高至 33%。即便古吉拉特邦实现了这一目标，将女性警员的人数从现在的 2,500 名左右提高到近 20,000 名，这则发言也似乎跟本次"圆桌讨论"提升女性对核政策制定的影响力这一主题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这个举措与主题是相关的，因为 Patel 发言表示"当母亲已经做好服务……社会、邦和国家的准备，我们必须为她们提供专门的培训和特殊的空间。"

这是个关键点。实现国家政治和行政事务中的性别平衡，要求人们意识到女性所执行的不同任务。在大多数社会中，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大的家庭责任。这些责任以及对女性的道德期望往往限制女性的自由。但是，这些限制不能作为体制歧视的借口。不能假定作为母亲、妻子、姐妹、女儿等传统角色的女性必然能力不足——不能将她们排除在履行重要公共职能（从执法到制定有关核武器的关键决策等）之外。

无论女性的家庭情况如何，各机构都必须信任符合资格的女性。在印度，各机构应该好好记住， Sujatha Singh 和 Chokila Iyer （两名外交秘书）与总理英迪拉·甘地并未让家庭责任阻止她们为印度政府服务。

政府机构如果不能确保女性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其促进发展、稳定、安全和人权的任务都将失败。并且，如果女性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那么政策制定者将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和平。我在第一轮文章中提出，女性可能"比男性更爱好和平——较不易发生冲突、更加人性化和擅长外交。"因此，必须鼓励女性参与核决策，而这往往意味着国家必须为成家的职业女性提供便利。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实现性别平等可能较少取决于女性在机构中的绝对数量，而更多取决于为富有远见的务实的女性提供执掌实权职位的机会。一旦女性执掌了至关重要的机构职位，便往往能保证其他女性得到更好的工作环境。在第二轮文章中，我谈到了 Chonira Belliappa Muthamma 为在她之后工作于印度外交服务部门的女性打开了门。她们在政策制定中执行关键的工作，打破玻璃天花板的也正是诸如 Muthamma 这样的女性。

通常情况下，女性要付出男性两倍的努力才能身居要职。登上这些位置后，她们常常得比男性更努力才能保持她们职位。凭借性别要求她们所展现出来的毅力，女性很可能改变有关核武器的讨论，使全球核裁军最终得以实现。

与核裁军共存的核威慑

By Polina Sinovets: CH | Jul 8, 2014

在其第三篇"圆桌讨论"文章中，我的同行 Salma Malik 表示，她希望"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核武器政策方面获得影响力，世界将学会完全’忘记’核武器。"对 Malik 而言，"忘记"核武器是指实现全面彻底的核裁军。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忘记"核武器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

七岁的时候，老师跟我们全班谈起了核武器。她说，美国创造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核炸弹，并且计划在第二天对苏联——自然也包含我们全班学生——使用这个炸弹。"不过不用担心，"老师说，"苏联也有同样的武器，美国一用，苏联就会同时使用。这样的话整个世界都将被毁灭。"

第一次听说核武器的这段经历使我相信世界次日就会毁灭。即使是我现在想到核武器，依旧会感受到跟当时相同的恐惧。我的老师把一群易受影响的孩子吓得那么厉害，可能做得不对，但我仍然相信，对核武器的正确反应就该是根深蒂固的恐惧。

我也相信，核武器通过激发深刻的恐惧而防止战争，因此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8 年，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与苏联外交部发言人格拉西莫夫（Gennady Gerasimov）就核武器进行了一场电视转播的意见交流。在提到撒切尔夫人对欧洲裁军问题的怀疑态度时，格拉西莫夫说："您不相信无核世界。因此，我们的任务便是要让您皈依我们的信仰。"几小时后在另一个节目上，撒切尔夫人回应说："我希望的是无战的欧洲。我不相信无核的欧洲将会是无战的欧洲。……核武器使西欧维持了 40 年的和平。"

这场交流已经是超过 25 年前的事了，但我相信，现在跟撒切尔夫人那时一样，核武器都使人类免于发生我毁灭的世界战争。尽管如此，核威慑是件非常微妙的事情——而且，如果维持核威慑的责任仅落于 Carol Cohn 在《国策知识分子的理性世界的性与死亡》中所描述的男性身上，那么它注定会崩溃，带来致命的后果。事实上，对待核威慑时，必须怀有 Cohn 称为核战"情感余波"（emotional fallout）的敬畏之情。它必须考虑到妇女们的"女性"看法，如英国首写字母协会（Acronym Institute）的 Rebecca Johnson一直提醒着世界核爆炸将会带来的致命后果。她用人命来描述核战——例如据报道，仅英国"三叉戟"潜艇之一对莫斯科开火，540 万人便会在几个月内死亡。她致力于确保核武器造成民众的恐惧——就如同幼年时的我对它感到恐惧一样。至于 Cohn 描述的"讨论导弹大小的打着领带的白人男性"？他们一定也感受到了这恐惧，也共同承担着对它的责任。

核威慑的作用是防止大规模战争。如果对待威慑时怀着对核战代价的女性敏感，并且如果与此同时核武库显著减少，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实现核威慑的作用。恐惧，不容忘记。

性别、国家与核武器

By Salma Malik: CH | Jun 30, 2014

当我试图了解同行们对我本次"圆桌讨论"第一篇文章的反应时，有种回应令我感到震惊，即，核武器是不可转让的国有资产，因此不应该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待。其中的逻辑貌似是，如果人们爱国，无论是男是女，他们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进一步说，意思似乎是如果有人对战争"胃口不佳"或者偏好和平团体而非战争机器，此人的爱国热情就值得质疑。

这种观点也许在南亚尤为常见，在南亚，核武器象征着民族自豪感，被作为某种可以治愈国家弊病的神奇药水。但爱国主义在许多地方、许多时代都显示出了性别特征。巴西政治学家 José Eisenberg 曾分析过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今时代，性别与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他写道，根据二十世纪的主流民主理论，"对共和国的忠诚被表现为一种父系关系，由公民义务和对主权的忠诚组成；……对祖国的忠诚则被表示为一种母系关系，由收获民族国家的财富和文化成果的权利组成。"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有些（男性）爱国者把自己对核武器的支持视为良性地行使职责——并把对核武器的怀疑视作一种不那么值得尊重的冲动。

同时，性别与安全学者 Carol Cohn 在其著名文章《国策知识分子的理性世界的性与死亡》（Sex and Death in the Rational World of Defense Intellectuals）中，描述了她与使用"干净的"语言来讨论"干净的"核弹的"打着领带的白人男性讨论导弹大小"的经历——而在讨论的同时避免考虑平民的死亡以及 Cohn 称为核战"情感余波"（emotional fallout）的东西。Cohn 所描述的知识分子当然认为自己是爱国人士，他们视以（有时滑稽的）性别歧视的语言来讨论核武器与战争为平常之事。

当然，性别歧视的语言和意象并非只是针对核领域。它们很可能自战争存在以来，就是战争的一个元素。尽管如此，不能回避的事实是，性别歧视的男权意象——和基于性别意识的爱国主义——往往将核裁军与防扩散变成"软弱"、女性化或者彻头彻尾被阉割的东西。这不仅阻碍了核裁军，而且使得非常非常难建立可信的女权主义方法来进行中坚力量的战略研究和政策制定。

这一切都相当令人失望，但我想重提 1973 年赎罪日战争的一个事件，来给本文一个乐观的结尾。以色列国防部长莫夏·达扬（Moshe Dayan）认为祖国正面临生死攸关的威胁，主张以色列展现国家的核能力——但是，据防扩散专家 Avner Cohen称，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早在撒切尔夫人被称为"铁娘子"之前，她就被如此称呼了）告诉达扬"忘记这事吧"。显然，她的爱国主义概念中并不包括可能会对中东造成最可怕后果的核爆炸。也许，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核武器政策方面获得影响力，世界将学会完全"忘记"核武器。